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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想‘提高最低薪资水品’为甚么会变成‘少数族裔’所重点关心的利益关键，可能有些朋友还无法完全理解，所以我现在这额外的岔出一句来稍微解释一下。
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因为对于那些数代生活在了‘旧美国’的老一辈国民来说，他们的工资通常都是要远高于国家规定了的‘最低薪资水平’的。相反，往往就是那些通过各种理由拿到了‘旧美国’国籍，却没有一技之长，或者说一时间寻找不到适合工作的‘新移民’们才会因为‘最低薪资水平’的上涨而受益。
至于那些甚至都并不是通过合法途径进入美国的黑户，他们也就只能够被一些黑心老板以还要低于这个‘最低薪资水平’的价格雇去打黑工了，这边就暂且按下不提。
总之当自由派第一个将提高‘最低薪资水平’的比尔·克林顿，通过将当时4.25美元每小时的最低时薪上涨到了5.15美元每小时的政策来成功赢得了1996年大选之时。
通过对往年数据的查询过后我们就能够得知在该政策生效前的1996年美国劳动者平均时薪可是远远数倍于其的16.34美元每小时，即便是在最低时薪上涨过后用5.15拿去对比1997年平均时薪的16.67，那也是远远不够看。
（我用的AI不能翻墙，这数据是我自己去美国统计局官网扒的，没有AI帮忙，自己去查这种玩意好勾八痛苦，枯了。）
而‘提高最低薪资水平’的这一竞选口号也并非是比尔·克林顿的独门绝招，事实上自克林顿之后的历届‘自由派’总统竞选人都曾将这一口号当作了自己竞选的王牌一张。
至于这个数字，在克林顿的手中涨到了5.15之后，于其继任的‘合众派’布什总统的任期内便没有变动过。
再在其后作为一匹黑马杀出来了的‘自由派’总统奥巴马的竞选胜利之后又大幅提升40%来到了7.25美元每小时。
随后等到了‘合众派’的唐吉总统第一次胜选任期内这个数字也像是布什任期内一样，一直没有变动过，始终维持在了奥巴马时期的水平。
最后等到了‘合众派’唐吉总统满任之时，在与‘自由派’的候选人乔的竞选过程中，乔便不出意外地再度将提高‘最低时薪水平’作为自己胜选总统过后的承诺内容，甚至于这一次或许是因为两派竞争尤其激烈的缘故，乔甚至一口气将这个数字一次性再往上翻了整整一倍还要多，直接从原本的7.25美元上涨到了15美元的高价，要知道即便是在当时竞选年2021年的美国劳动者平均时薪也不过堪堪19.17美元的水平，这一涨价无异于是直接在冲击整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秩序。
但也正是因为乔总统的竞选承诺实在是过分的超出了实际，导致了即便乔总统在自己的任期之内多次在国会当中提出来该涨薪法案，也始终没有得到国会的多数通过，而这一严重的竞选承诺未达成也沉重地打击了‘自由派’自身的政治信誉，最终促成了‘旧美国最后一届总统’唐吉总统的第二次上台。
只不过我们现在所要论述的主题内容并不是有关于‘旧美国覆灭的原因’，而是‘旧美国末期政策风向转变的原因’，所以这部分内容我们便不在深入，我们就只是来看这个‘最低时薪上涨’作为一种竞选承诺，从比尔·克林顿开始几乎就只存在于‘自由派’竞选人的竞选口号之中，并且往往也确实起到了那些‘自由派’政客所渴望的巨大帮助。
再结合上我们之前对于这一指标的分析得知，比起‘旧美国’国内原有的国民们而言，其实更加的利好那些‘新移民’，从这几点之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旧美国’的‘自由派’政客们确实是明显转变了其执政思路，将二战‘自由派’罗斯福总统发扬光大，并一直延续到了冷战末期的‘新政自由主义’政策，转变成了更加迎合‘社会正义’的多元化执政策略。
但我们讲到了这，虽然已经提到了一部分‘旧美国’末期政策风向转变的原因，但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由‘社会正义’思潮所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所引起的这一部分改变。
而除开这一部分文化层面的转变的存在以外，其实还有着另外一层，由我们先前提到的‘旧美国’‘去工业化’所导致的另外一部分政策思路的转变。
至于这一部分的转变就并非是由‘自由派’的首创，而是首次于‘合众派’的里根总统第一次带入了‘旧美国’的国家方针之中。
我们前面在讲述‘旧美国’在二战之后国内工业达到了顶峰之后，又是在战后冷战时代因为各种成本、地缘或战争因素而不断流失着工业水平，直至1968年的越南战争消耗终于是让这个曾经的‘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在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了国际进出口的贸易逆差，向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揭露出来了‘旧美国’正处在不断衰弱过程中的既定事实。
又是在其后的十余年间在‘旧美国’因为原本的制造业产业支柱不断流失造成了愈发扩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之后，于1981年上任的‘合众派’总统罗纳德·威尔逊·里根，便第一次改变了曾经‘旧美国’两派都一直奉行着的‘新政自由主义’，而转过头来投入了由经济学者哈耶克所提出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怀抱之中。
随后各种各样在我们今天人们的耳中耳熟能详的政策与理论就开始正式地出现在了美国政策之中，例如最最着名的，直接以里根总统本人名字为之命名的‘里根经济学’，该理论旨在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强调所谓‘自由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并大幅削减‘旧美国’的社会福利开支，降低个人与企业的税收，放款企业管理，强调创造新需求等等。
而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在‘新自由主义’的‘小政府理论’指导之下，成功节省下来了一大笔的政府开支，帮助当时‘旧美国’政府缓解了财政赤字危机。
但同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少监管’又令得那些被放松了禁锢的金融资本开始有了更加自由的‘投资方式’，各种高杠杆高风险的金融工具开始在市场上‘崭露头角’。
这也几乎是导致了冷战时期后‘旧美国’所经历的历次‘非石油危机’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这些冷战后的‘经济危机’与之前‘旧美国’历次所经历的由于石油供给的短缺而导致国内工业运转不畅所导致的大量失业经济跳水不同，新形势的‘经济危机’通常被‘旧美国历史学家’们称作为‘次贷危机’。
这是一种基本和制造业工业产业运转没什么关系，单纯只是因为‘旧美国’的金融机构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少监管’指导思想下，拥有着过分自由的‘经营权力’，能够盲目去追求利益，盲区去加高杠杆加高风险，因而引爆的一系列坏账连锁反应。（其实还是有关系的，玩金融的疯狂加杠杆拉收益，一大影响就是会让真正用钱的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简单地讲就是借钱利息太高了，借不起，所以说和制造业工业完全没关系说的还是有些绝对，但是这边确实是这么表达的话，语韵情绪上可能会更通顺一点，所以就先这么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