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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有关，三公所忧，青史已录，今人不思其患，何以有备于将来？”文郦拱手谏言，“洪武帝一介淮右布衣，定天下复华夏，居功甚伟。可其行所害，遗祸大明三百年，难道梨洲先生不是这样讲的吗？”
林如海很难反对，对于明洪武的批评，黄梨洲可堪魁首，其言锋利，其余三家难有比拟者。
“你既如此讲，那我就再听听你们反思的结果。”
“大人，宝钞自发行后，滥发不止，从洪武到永乐，两代雄主都是一意剥夺民财，其行与劫掠无异。
光是米价，洪武八年是每石1贯钞，到了洪武二十七年是每石30贯钞，如此还不算，永乐二年米价已涨至每石50贯钞，宣德时达到每石100贯钞，其害难道不深吗？”
“你讲的只是纸面上的，永乐起民间就是宝钞如纸，实际交易中依旧是以银钱为主。”林如海忍不住插上一句，却正中文郦下怀。
“大人，这正是卑职要讲的！洪武帝以政令强推宝钞，废银钱禁流，期间‘阻坏钞法者，枭令，籍没家产’，杀者何止一二人，可其禁止银钱在民间流通的目的最终却破产了。
江南乡民担米入市，亦必易银而归。
到正统年间，明廷被迫开放‘米麦折银’，在行动上宣告了宝钞制度的失败，其金花银税制改革，则将大明推向了赋税折银的风浪中。
洪武帝发行纸钞、打击银钱的举措却最后提高了银钱在民间流通中的地位，到明朝最后接受赋税折银，宝钞空有其表，说明了白银地位的不可动摇！”
“你所说的，我自然知道，可你的目的呢？”林如海还是对文郦讲起此事感到疑惑。
“大人，明朝到隆万时期，其改革举措，有过有功，可其政之害不在于白银之有无，而在于白银的不稳定！
士人所谈恢复实物赋税的意见便是错，这是卑职的浅见。”
到了这句，林如海有点明白文郦的话了。他是在用事实强调赋税折银的正确性，这是正确的废话，朝廷现在用的不就是这样的财政措施吗。
其所谈复古者，林如海也知道，但都是士野冷谈，朝臣们没有一个认为应该用实物税。
“你既然认为白银的流通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那你怎么看白银的诸多弊端？尤其是施加在各地方百姓身上的税负差异。”
“大人，卑职认为，夫天地生财有数，而万民殖货无穷。昔周设九府圜法，以通商贾；汉铸五铢三官，以利转输。盖物产蕃阜之世，必资泉刀之流，犹江河行地，非沟浍能容也。
诸公所患，即在天下物产愈丰，而白银有数，其风波不能止，则民有大害，国有大患。
辽东即定，得田亩千万，湖广稻种推行成功，诸事观之，十年天下粮产倍增可望，而银缺之害愈显，本朝必有进退失据之时。”
文郦一番慷慨对奏，叫林如海心里再认同不过。
赋役折银是天下之大势，不仅仅是文郦先前的宝钞推行失败这么简单，在于天下之大，南北变迁，其间差异不能用实物来替代。
本朝同前明一样，边地的军事压力极大，而北方不能承受其负担。
其中因素颇多，从地理讲，汉唐关中尚可称膏腴之地，可如今天下人谁会说关中富有？天下富贾南移，人人可见，经济中心同军事防务中心偏离产生的负担，谁也不能忽视，此非人力可改。
从他先师亭林先生的天下论来讲，边地防务是为天下百姓之安危，非独北地百姓可享其益，自当由天下南北百姓共同承担。
不然，明亡边军南下的惨剧还会上演。
而从实物缴纳的角度来看，南资北运，其间损耗之大，比之军耗，丝毫不减其害。
但是文郦所说的物产倍增而银缺愈显，也是事实。
辽东之战重点在于消灭边患，减轻国朝军费开支，所谓千万田亩也只是添头；湖广稻种推广是为了缓解百姓的生活艰苦，增加粮食供应。
而两者产生的溢出是朝臣们没有预料到的，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就成了心头患。
“按你所讲，该当如何？”
“应当改革币制，缩钱扩银，以盐、粮、布为本，发行纸钞已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