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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哥带着的人，先是悄悄地在杭州城做了一番功课，最后才果断出手，一举将胡涛缉拿归案，立即马不停蹄地带着人尽快赶回义乌。
“老爷，老爷，大郎被人抓了！”胡涛的跟班率先跑回去报信。
“什么？何人如此大胆？”胡宗哲大惊之下，还是保持了他惯有的谨慎。
“说是义乌县衙的捕快！拿了义乌县的捕文。还有，还有……”报信的人正在努力地回想。
“还有什么？”胡宗哲不相信小小的义乌县敢动他的儿子，立刻明白这个“还有”才是关键。
“……好像说是什么什么东南，海事院的人！”
“东南海事院？！秦刚！”胡宗哲立刻感到了一丝寒意。
“老爷，他们现在走不了多远！应该还出不了杭州城的范围，我们赶紧派人去把大郎救回来吧？”手下人急着催促他。
“慢着！既然是有海事院的人插手，这义乌知县敢下捕文，说明他们对大郎这事是有了证据。我们贸然出面，别把自己牵连进去了！”胡宗哲果然是老谋深算，一下子看到了关键。
“可，可是，大郎就不管了吗？”
“大郎的事，不需要我出面。他们不是想来碰私盐的案子么？我就要让他们后悔踩进了这里面来。这样子，你通知盐场那里的人，说义乌那边想要查禁私盐，大郎被他们抓过去了，要想大家都没事，他们应该明白该怎么做。”
“小的明白。只是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吗？”
“要做点事的，你再替我送一封信给义乌的岑知县，请他放心地依法审理、秉公办案，我那逆子如果确实有违王法，自当接受惩罚，本官也会向皇上递折请罪！”
“啊？这个……哦！高！老爷这一手果然是高！”
虎哥在将胡涛押回来的路上，就察觉到有些不太正常。虽然一路上都会有人紧紧地跟踪，但是这些人却又没有任何的举动，而他为了保证押解顺利，也没有轻易去对跟踪的人采取行动。一直等到顺利地进入了义乌境内，那些人才离开。
回到了义乌，对于胡涛的审讯并不是特别地顺利。毕竟他是胡宗哲的儿子，虎哥他们也没有一上来就动刑，结果这小子傲气地什么也不说，对于沈大等人的证词一概不认。
正当虎哥向秦刚汇报了这些情况，想问问可不可以对他开始动刑，以煞煞他的气势时，岑穰却火急火燎地赶来：“徐这，徐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盐民要起乱子了！”
“莫急，慢慢讲！”秦刚出言稳住岑穰，然后才问，“哪里的盐民？起的什么乱子？”
“是越州，越州的盐民聚众前往义乌，还给我们县衙递交了他们的请愿书！”岑穰先是递过来了一封书信，才稍稍喘息了两下，再细细地把前因后果讲来。
宋时两浙路的盐民甚众，不仅在东部沿海的秀州、明州、台州、温州等地广泛分布，就在偏西的越州、杭州也有大面积的盐场以及相应的盐民人口。
朝廷严格的盐政，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
主要原因便是盐民众多，官府人手与力量根本就不够。
于是，盐政官吏便将盐民根据出产能力分为了上中下三级，针对上等盐户，由于他们垄断了大部分的生产资源，也是向官府输纳盐产的主力，于是便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去管理其余的中下等盐户。
这些上等盐户，便成了盐头，相当于没有正式官职的盐业事实管理者。
在垄断的资源下，盐头们一面与朝廷的盐官合作，共同瓜分盐业专卖制度下的巨大利润：原先的盐业政策下，朝廷会向盐户定期支付一定的购盐本钱甚至是出产奖励。但是，这些费用便就被盐头与盐政官员合起伙来进行了贪污瓜分。
另一方面，这些盐头还会与盐政官员串通一气，公然走私贩盐，并一同分享私盐所产生的惊人利润。
所以，在胡涛所架构的浙西私盐贩运网中，杭州与越州的盐头，同样是核心参与者。
胡宗哲让人传递的消息就是：义乌县得到了东南海事院的撑腰，想要借着查处胡衙内私盐一案，要对杭州与越州的盐头们进行清理与重罚。这事该怎么办，就让他们自己琢磨去了。
其实，自古以来的统治者并不太害怕真正的农民起义。
想一想就能明白原因，多数农民之所以一直贫困潦倒，除了外在地主与官府的压迫原因之外，多半还是因为自己的胆小与懦弱。以至于即使是到了最后因为实在活不下去而揭竿而起，但他们依旧摆脱不了根本的软弱特征，聚在一起也不过是乌合之众，但凡训练有素的官兵一来，大多都会迅速镇压平定。
但是如果是盐民起义，则完全不同了！
盐民群体本身就是一个缩小的江湖社会，为了加强控制这些人，处于顶层的盐头往往都会以家丁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些家丁除了用来威慑与镇压中下等盐民之外，平时还会经常参与到同行不同势力间的地盘与资源争夺中，算得上是身经百战，平时官府对他们也是忌惮三分。
唐末的起义军中最强的两个，王仙芝与黄巢都是盐贩；
而在后世元末的起义军中数一数二的张士诚，同样也是盐贩出身。
至于普通的盐民，要么是被盐头们的故意煽动所欺骗而鼓动起来、要么就是被盐头们的家丁直接胁迫着共同参与，哪里有什么自己的想法与诉求。
这次发难的越州盐民，主要来自于当地钱清场与石堰场这两处盐场，核心便是盐头们的数百名家丁，另外又裹胁了大几千名的盐民。
为了壮大声势，一路上对于要求加入的地方流民及地痞也是来者不拒，在经过会稽、诸暨之后，队伍的人数规模已经超过了万人。
当然，他们的真正目的并非是造反，而是想通过这种示威性的举动，逼迫义乌县衙以及他们身后的东南海事院低头。
因为在习惯上的认知里，大宋的地方官员，多是欺软怕硬，更是害怕这种大规模的近似于“民变”性质的行动，一旦朝廷前来问责，怕是自己的乌纱帽都无法保得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