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乾坤骨董集—日本唐物（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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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乾坤骨董集—日本唐物

“唐物”这一词语的起源，究竟可在何处寻求呢？作为古代指代外来品的语汇，六国史（日本奈良、平安时代编辑的《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的总称）中使用的有“信物”“远物”“杂物”等词语，而“唐物”一词的使用相对较晚，不早于平安时代。

“唐物”一词，最早见于《日本后纪》桓武天皇大同三年（808）十一月条。其内容为，因大尝祭（又称“践祚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效力的杂乐师们不遵守朝廷禁令，用唐物漂亮地装饰其身，朝廷再次公布禁止令。这些“唐物”，据说是大同元年（806）归国的延历（日本桓武天皇 782—806 年间的年号）遣唐使带回来的。大同三年的大尝祭正好是平城天皇的即位仪式，理应是贵重品的唐物，从宫廷扩展到更广泛的阶层，甚至流于身份为杂乐之人。

并且，承和六年（839）遣唐使归国之际，《续日本后纪》中也重复出现“唐物”一词。据《续日本后纪》，唐物一部分奉纳在山陵或伊势神宫等地，此外还在建礼门前设立称作“宫市”的市场进行唐物交易。也就是说，“唐物”一词首先是指来自“唐”的物品，是指由遣唐使带回日本的外来品的词语；而且，无论这些物品是用于奉纳还是交易，基本上是由朝廷管理并进行再分配的。

“唐物”一词始用以前，当然也存在“舶来品”。既有大同三年以前遣唐使带回外来品的记录，也留存了从唐以外的朝鲜半岛各国带来朝廷的舶来品的记录。由此开始追溯平安时代以前的古代舶来品的历史。

那么，想要准确了解来自海外的舶来品的真实情况，应当以古代的什么为线索来着手进行观察？简单而迅速的方法，仍是关注正仓院所藏的流传有序的舶来品。虽说都是正仓院的舶来品，但其种类纷繁复杂，下面首先以《万叶集》中提到的线索来看看外来的锦缎。

作为正仓院宝物锦缎类的代表，在此可以来看看这件残缺不全的缥（海昌蓝）地大唐花文锦琵琶袋。该锦代表了盛唐时期纬锦（用横线来表现颜色和纹样的锦缎）的水准，缥色底上有直径53厘米的富丽的唐花。它是盛唐时期唐花文锦的逸品，是使用了与白、黄、绿、赤、紫等底色加在一起合计九种颜色纬线的豪华之物，即使在中国本土，也尚未见到如此好看的锦缎实物。

缥地大唐花文锦袋，据推测是正仓院南仓里四面琵琶之一的袋子。由于当时日本产锦缎最多不过七色，所以它明显是舶来品。虽然也有正仓院宝物中的锦缎大多是因大佛开光供养会、圣武天皇一周忌斋会这类仪式的大量需求而制作，故大部分都是日本产的说法，但其中像缥地大唐花文锦这样的逸品，称得上是唐物中的唐物。

装饰漂亮的正仓院乐器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在南印度产的紫檀上用玳瑁、夜光贝等施加螺钿工艺的物品，从印度经由中亚的龟兹国入唐，然后带到了日本。

琵琶的弹拨部分装饰有骑骆驼、抚琵琶的波斯人，背面装饰有宝相花纹样和衔绶带（线带）的瑞鸟，是一件用螺钿精致表现的华丽乐器。它是日本乃至全球存世的唯一一把古代五弦琵琶，即使就此意义而言，也是极为稀少贵重的乐器。另外，据说五弦琵琶的遗物不见于别处的原因，是由于其音域较四弦琵琶狭窄，演奏方法也较为复杂。

这把五弦琵琶，是如何被带到圣武天皇身边的呢？《国家珍宝帐》中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有是遣唐使吉备真备传来的观点。

吉备真备，其父为吉备地方豪族出身的下级武官，灵龟三年（717）作为遣唐使的一员入唐。他以遣唐留学生的身份在唐滞，17年之久，学得多方面的学问，同时努力收集唐的文物。

因其学识，在唐的知名度达到与在唐登上高官未能回到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并称的程度。他于天平七年（735）随天平遣唐使返回平城京，将其收集的大量文物进献给了朝廷。据《续日本纪》，其目录如下：

《唐礼》（唐代的典礼书）百三十卷、《大衍历经》（最新的历书）和太《衍历立成》（太衍历经的注释书）十二卷、《乐书要录》（被认为是则天武后所撰之音乐书）十卷、测影铁尺（测量用的器具）、铜律管（调律用的铜制笛）、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如笛发声、叫作铁制方响的乐器）、马上饮水漆角弓（涂漆的弓）、射甲箭（射铠甲的箭）

历时17年，作为一个留学生的吉备真备仅收集了这么点东西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似乎该目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据说其财源不但是日本供给的，他甚至还卖掉在唐期间皇帝的回赐品以充当资金。

通过吉备真备传来日本的唐最新的典礼书、历书等，在文化史上意义重大。再加上此时的礼乐相关乐书《乐书要录》、铜律管的调律用笛，故有了这把螺钿紫檀五弦琵琶是被他带回日本的观点。成其佐证的是《续日本纪》中的记录，吉备真备进献这些物品数日后，与遣唐使一起来日的唐人们，在五月五日的“骑射”仪式上，演奏了唐、新罗的音乐。在那里留下了袁晋卿、皇甫东朝、皇甫升女等许多唐人乐师的名字。也就是说，这些人在演奏唐、新罗的音乐之际，使用了五弦琵琶。

另外，这一时期，其他诸如唐僧道璿和善意、天竺婆罗门僧菩提仙那以及波斯人李密翳、林邑僧佛哲等许多人来日。与遣唐使归国同时来这么多外国人是史无前例的，这也说明当时的平城京作为国际都市，处于最为光辉闪耀的时代。就五弦琵琶的来历而言，即便不是吉备真备，也有可能是这些同行的外国人带来的。

日本的抹茶道在演示过程中一般要点两种茶，即浓茶与薄茶。点浓茶是茶事中之关键所在。茶入是专门用来贮存浓茶粉(多以最上等茶叶研磨而成)的容器，一般安置在演示者身旁十分显要的位置。茶入依产地不同，可分“唐物茶入”(中国传入)和“和物茶入”(日本制作)。因宋人茶具中无“茶入”名称，故其用途，已无从稽考，在日本，有说是唐人盛放火药的容器，有说是盛头油用的，如后来声名显赫的“初花茶入”，传说曾是唐明皇爱妃杨玉环用过的油盒。还有人认为，唐物茶入是在日本茶道兴起初期，由日本陶祖藤四郎在13世纪从中国学回制陶技术并用自中土带回的陶土和釉料制作的。

唐物茶入依形态不同，可分为“擂座、大海、文琳、茄子、肩冲、瓢箪、鹤首、驴蹄、身付、文茄、瓶子、达磨”等种类。造型大致以褐釉小壶为主。

最初传入日本的唐物茶入数量有限，但在室町时代以后，随着日本茶道文化的普及，茶八需求量激增，日本人也开始“赏举”、重视自己烧制的和物茶入。此后，著名的和物茶入也有了“名土加铭”和使用舶来织品包装、家室相传等尊贵的待遇，当然，与在日本茶道中占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唐物茶入比较，仍难望其项背。

与“唐物天目”一样，日本茶道界一直把“唐物茶入”视为稀世奇珍、一种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和“财产与权力的象征”。据说500年前的日本战国时代，“唐物茶八”更曾是将军们不惜生命为之征战的宝物，当时有一定级别的唐物茶入己成为武将身份和权势的象征。在日本茶道史上，一些名贵的唐物茶八总是与将军、重臣、历史文化名人、茶人的名字相联。一些著名唐物茶八，更有历代茶人为其编纂的名录，记载取名由来、传承历史、逸话等。如著名的唐物茶入，号称“天下三肩冲”的“新田”、“初花”、“槽柴”，据说“新田”为珠光发现名器;“初花”系杨贵妃用过的头油壶，且二者都曾被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统一日本的名将丰臣秀吉在皇宫茶会上使用过。另一后来入藏静嘉堂文库美术馆的举世闻名的唐物茶入“九十九发茄子”(又称“天下四茄子之首”)，据说是日本室町时代茶会始祖村田祖光以99贯钱购买而得。而另一被称为唐物茶入极品的“北野茄子”，则因其美丽异常的色调而被丰田秀吉占为已有。

文献资料反映，日本茶道界把传世的著名唐物茶入登记入册，并按不同年代和艺术价值分出等级:如“大名物”、“中兴名物”等。日本茶道史上介绍唐物茶入的文献著述比比皆是，较早的有《金尺文库故书》、《抵园执行日记》、《山上宗二记》、《君台观左右帐记》、《茶入之次第》以及《松屋会记》等。

日本茶道中，欣赏“茶入”已成为一道令人钦慕的程序。其方法是让客人从观察“茶入”的外形开始。一般以富于个性的茶入为上品;继而拈量其重量，以胎薄轻巧为佳;同时欣赏自然流釉的生趣，素胎与釉色搭配装饰纹路的形式;未了，还要欣赏与茶入罐子相配套的罐盖。茶八的盖多以象牙为原材料。据说，一个讲究的茶入往往配置有几个象牙盖子。唐物茶入多收藏在层层的箱匣之中。如果是“大名物”则收藏在如铠甲一般大小的漆器箱中，备受珍爱。

对于传世的许多著名的“唐物茶入”的产地的研究始终是日本茶道、陶瓷界至为关注的问题。1994年中国考古学者在江西赣州七里镇窑址发掘中曾出土与日本唐物茶入相似的酱釉陶罐的报道，因证据不足，终难认定。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FZ市旧城改造工程的开展，在鼓楼区的柏林坊、水流弯、北大路、屏山、七星井等处古遗址中，陆续发现了大批宋代薄胎酱褐釉陶器。器形有:罐、瓶、盒、钵、灯、水注、执壶、香熏、锅等。这些陶器多数出自宋元时代文化层或废弃的水井中，其中又以各式酱褐色釉薄胎小罐数量最多。令人称奇的是这批陶制小罐无论造型、胎质、釉色及工艺手法与传世的日本唐物茶入几无二致。这些小罐(茶入)的共同特征是器形较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卷唇(或园唇)直口、短颈(或长颈)圆肩、鼓腹、平底(或微凹底)，通器里外施酱褐(酱红、酱黑)釉，部分器物釉面莹亮润泽，有流釉痕，釉色不均。另外，釉多不及底，外下腹部1/3处多落胎，有流釉现象。器表则多留下清晰的旋削痕。底部多留线切痕。小罐的不同造型仅在于颈腹部的变化，如缩颈或长颈，溜肩或窄平肩、斜肩，浅腹、扁园、垂腹或直腹之间的差异。从工艺上看，这些小罐的制作均十分精细，胎土多淘洗，少杂质或砂眼、气孔，烧成温度和烧结度高，多薄胎，一般胎薄仅2毫米左右，小型器仅1毫米，整体造型匀称、规整。

考古调查与发掘的材料表明，位于福州西北郊的洪山乡洪塘村的洪塘窑址，是烧制此类陶器的地点之一。这个窑址调查发现的酱釉薄胎陶器虽然数量不多，然其造形、釉色却是与传世的部分日本唐物茶八几无二致。

有关唐物茶入产地和窑口问题，一直都是日本陶瓷、茶道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福州发现唐物茶八及烧制窑口的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日本陶瓷、茶道界的极大关切。日本国野川美术馆和里千家茶道资料馆等多家单位派出专家学者来福州考察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他们表示愿以此作为重要学术研究课题，与中方开展合作。专家们还指出，福州这一重要发现，不仅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提供重要线索，也为中日茶文化交流谱写了新的篇章。12世纪，宋代的新式茶饮习俗由日本禅僧在中国习得后，便逐渐在禅寺、武士家族及日本上流社会间流传开来。他们精心装饰茶室，用考究的中国“唐物”（karamono）茶碗奉茶，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16世纪的织丰时代，千利休创造了“侘茶”（wabicha），将简素的茶具与精致的唐物一同使用，独辟蹊径探求“和物”以至寻常器物的美，从此茶道由精英贵族的专属之物渗透至市井阶层。就这样，茶道历经百年流转更迭，发展成为日本文化中突出而独特的一个方面。

一般认为饮茶习俗约在12世纪广泛传入日本。用茶粉煮茶或饮用抹茶的方式，是由佛教僧侣在宋朝往来中国时习得，后在日本上流武士和贵族家庭中流行起来。（karamono），将唐物用来装饰房间及饮茶成为显示权威的标志。而最高级别的唐物则集于当时掌权的室町幕府手中。负责鉴定估价宫廷藏品的弄臣同样参与了对唐物的分类与评估，这套价值体系直接反映到茶具上，最终为日本的茶道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文献资料诸如《幕府官邸侍奉手册》（Kundaikan socho ki）、《室町殿陈列品记录》（Muromachi-dono gyoko okazari ki）等可见，中国画和室町幕府收藏的唐物代表了当时文化品位的至高点，这些精品后被称为“东山御物”（Higashiyama Gomotsu），即使在挑剔的鉴赏家眼中也是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