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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2 世纪至 13 世纪的中国，政治格局纷繁复杂。当时主要的政权有占据北方大片领土的金国、偏安江南的南宋、位于西北的西夏以及地处今云南、贵州、四川西南部等地的大理，还有在北方草原崛起且不断扩张的蒙古国。
蒙古部落早期分散游牧，1206 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他建国后，颁布了第一部成文法典《大扎撒》，统一了蒙古语言文字，极大增强了蒙古的实力和凝聚力。
就在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并建立大蒙古国的同时，在南宋，也有一位人物在仕途之路上奋进。他便是余嵘。
余嵘（1162—1237），南宋衢州龙游人，是余端礼之子。他考取进士及第走上仕途。
余嵘官至宝谟阁学士，他继承父亲成为当时的名卿，真德秀对他颇为器重。其仕途经历丰富，曾担任过南剑州太守、大理太常少卿兼礼部侍郎、国子祭酒、建康等府知府、江东安抚使、潭州知州、敷文阁学士、兵部尚书等职，最后以光禄大夫退休。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 年）十二月甲辰，余嵘同签书枢密院事。他在向皇帝进言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如任用贤才、大臣应开诚布公、财利方面应损上益下、反对和议需斩使焚币、强调不可让宦官干预政事等。
在嘉定四年（1211 年），余嵘肩负出使金国的使命。当时的局势复杂多变，蒙古逐渐崛起并对金国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余嵘在出使途中，试图与蒙古方面取得联系，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北方局势，为南宋的决策提供更多的参考和应对策略。然而，他的行动遭遇了金军的溃败，这使得局势更加混乱和危险。不仅如此，他的举动还被金人察觉，最终导致未能成功与蒙古建立联系。
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他在奏报中清晰地指明了蒙古的强大势力以及金国的衰落态势。基于对局势的深刻洞察，他向朝廷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即做好备边自治。这意味着南宋需要加强边境的防御，同时整顿内部，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和军事准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和潜在威胁。
此后，金军在野狐岭、会河堡会战中惨败，金国举朝南迁，放弃诸多战略要地，导致粮食供给困难。
金国南侵南宋时，四川方向，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
这场宋金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巨大。而且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金国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
自金朝汴京被蒙古军队围困开始，蒙古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宋，提议双方联合起来消灭金朝。
对于蒙古的提议，南宋朝廷内部存在不同的意见，经过一番讨论和权衡，南宋最终决定与蒙古联合灭金。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联合灭金协议对历史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自汴京被围起，蒙古多次遣使至南宋，约以联合灭金。南宋朝廷意见不一，最终决定联蒙灭金，双方达成协议，蒙古应允灭金后将河南归还南宋。
这一协议加速了金国的灭亡，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但，南宋失去了金国这一北方屏障，直接面对强大的蒙古，使其在战略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协议使得南宋与蒙古在短期内合作，但也让蒙古更加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为日后蒙古对南宋的进攻提供了便利。
在领土方面，虽然协议约定灭金后河南归南宋，但蒙古后来并未完全兑现承诺，双方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产生了诸多争端和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口迁徙和经济破坏，加重了南宋的经济负担，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南宋与蒙古签订的协议在短期内实现了灭金的目标，但从长远来看，却给南宋带来了更为严峻的外部威胁和诸多内部问题，对南宋的命运产生了深远的不利影响。
金天兴二年（1233 年），蒙军占领汴京，金哀宗出逃至归德，后转至蔡州。宋军主攻南面，蒙军围攻其余三面。在宋蒙联军的持续围攻下，蔡州城的防御渐被瓦解。
天兴三年（1234 年）正月，宋蒙两军分别从南门和西门攻入蔡州城，金哀宗传位后自缢，完颜承麟也战死，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后，南宋与蒙古的关系从合作转向对立。蒙古将目标对准了南宋。
公元 1251 年，蒙哥继承汗位，开始着手攻灭南宋。公元 1258 年，蒙哥亲率大军分三路进攻南宋。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塔察儿进攻两淮，兀良合台从云南经广西北上。
公元 1267 年，蒙古大军开始围攻南宋的军事重镇襄阳。这座城对于南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防线。当时的南宋皇帝宋度宗昏庸无能，整日沉迷于酒色，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朝廷内部更是腐败不堪，权臣当道，相互倾轧，为了自身的利益不顾国家的安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