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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四大案令人瞩目。空印案率先爆发，引发了官场震动。随后胡惟庸案接踵而至，影响深远。郭桓案浮出水面，贪腐触目惊心。蓝玉案又给明初的政治局势带来巨大冲击。
这四大案环环相扣，不仅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更是对明朝初期的政治格局、官僚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极为深刻且复杂的影响。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四大案的历史深处，探寻其背后的种种隐秘。
空印案发生在洪武十五年（1382 年），一说为洪武九年（1376 年），朱元璋怀疑官吏利用空白文书簿册作弊，下令严惩使用盖有官印空白文书簿册的人，将涉案的所有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受牵连者达万人以上。
明朝洪武年间，天下初定，制度渐立。每年，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官吏都需进京向户部呈送账目，其中涵盖一年的粮食、财政税款及各方收支账本。所呈数据必须与户部完全相符才可结项，若有一项不符，账册便会被户部驳回，官吏需回任职地重新盖上地方印章。
当时京城在应天府，各地官员都得长途跋涉到此上缴税款，粮食在运输中易有损耗，账册和实物数据对不上是常事。若重新来回核定，往往耗费大量时间。于是，自元朝起便有的一种做法沿袭下来：负责前往户部审核的官员通常会备好事先盖好印信的空白书册，以备数目对不上时使用。
洪武九年（也有说洪武十五年），户部考校钱粮册书时，朱元璋发现了这一空印文册的做法。他龙颜大怒，认为这是官员的欺罔舞弊，当即决定严惩。主印官员被处以死刑，副手以下杖责一百，流放边疆。当时的丞相、御史都噤若寒蝉，不敢谏言劝阻。
就在这一年，恰逢星变，朱元璋下诏求访百姓直言进谏。浙江宁海人郑士利想借此机会为那些受牵连的官员说话。他的兄长郑士元由进士，历任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曾让荆州和襄阳趁乱掠夺妇女的士卒归还所掠；也曾上奏安陆冤案，使其得以昭雪。后来在朝廷考校钱谷册书时，空印之事被发觉，凡是掌管章印的官员都被判处死刑，辅佐的官员杖刑一百并流放远方，郑士元也受牵连入狱。
郑士利不想被人认为假公济私，待兄长出狱后才将数千言的上疏交给朱元璋。
郑士利在疏中详细阐述，朱元璋治罪这些经手空印文书的官员，是担心奸吏借此捏造数目残害百姓，可实际上这种做法难以实现。
因为空印文书用的是骑缝印，每一张纸的印迹不全，与正式文书不同，即便流传出去也难以行骗，且这样的空印文书很难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而账目数字需经地方到中央的层层核对，最后由户部定夺。地方到中央路途遥远，近则三四千里，远则六七千里，一旦数目不对，往来可能耗时一年。先印后书实乃权宜之计，且前朝就有，不应以重罪论处。况且国家惩处犯人须先有明确律法并昭告天下，而后依法惩处，之后犯罪的才是故意犯罪。
可立国至今，并无针对空印的法律，大家只是循例办事，并不知有罪。如此治罪，恐会引起异议。再者，朝廷培养合格官员不易，能位至郡守者，皆是数十年之功，望朱元璋放过那些不足以判罪的臣子，留下有用之才。通情达理、清廉明察的人才并非如小草一样可割而复生，陛下不应以不足以治罪的罪名而失去足以任用的人才。
谏书写成后，郑士利在旅舍闭门哭泣数天。他哥哥的儿子问他为何愁苦，他说自己的奏书必然触怒天子引来祸患，但能救活数百人，虽死无憾。于是入京上奏。
郑士利虽然只是一介平民，但他急公好义，敢于向朱元璋直言进谏，其精神令人敬佩，因此后人在修《明史》时专门为他立传。
朱元璋看了奏折后，愈发恼怒，把案件交给丞相和御史会审，追究指使者。郑士利笑道：“只是想看看我的上书能否被采用而已。我的职责是为国家议论政事，自料必死，谁会为我出谋划策？”
更认为一介书生郑士利无法主导此事，下令彻查幕后主使。最终并未查到所谓主使，郑士利被流放，其兄长郑士元本已释放，却也受此连累被判处流放，而空印案中的其他官员也未得到赦免。
朱元璋认为空印这种做法存在严重的潜在风险，可能被奸吏利用来作弊和危害百姓，同时他也将官员未经请示就私自使用空印视为对皇权的轻视和挑战。
关于此案的处理结果，各史料记载大都一致。主印官员处死，副手以下杖责一百，充军流放。钱谷册书的审核要通过府、省、部三级，主管地方印信的主官以及经历三层审核在空印文书署名者皆被卷入，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身为正四品济宁知府，因此案被捉拿处死。郑士利的兄长郑士元身为正五品，是湖广省按察使的辅佐官，被杖责一百后流放。
空印案的涉案被杀人数以及案发时间都存在争议。有人说在空印案中有数以百计的官员被处死，也有说空印案和郭桓案或连坐罪被杀的人多达七、八万人。学者认为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案发时间综合多方记载，洪武九年更为可信。
空印案发后，朱元璋填补了相关漏洞。他将有关条陈写进大明律法，制定了各种违反公文制度的条款十五条，规定将军、总兵官、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盗用印信及空纸用印者皆处以绞杀；
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衙门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余衙门者杖责一百，关押三年。此外，朱元璋为避免空纸用印再犯，还实行了半印勘合制度，规定凡文书纸上均须加盖半印（即官防官印）以便核对，加强了明政府对地方行文的控制，完善了明代的文书用印制度。
此案过后，朱元璋于洪武九年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并设置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散了一省的司法权和军权，三司都需听命于中央，保证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权，对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朱元璋严厉的惩处方式也产生了消极后果。不少士人害怕惹祸上身而不愿做官，有的甚至诈死以求辞官。官员在任职时只求无祸，遇事推诿，导致官场弊病丛生。
胡惟庸早年投身朱元璋麾下，起初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但他善于察言观色，巧言令色，逐渐获得朱元璋的赏识，在仕途上步步攀升，最终登上左丞相之位，成为朝堂上权势显赫之人。
胡惟庸大权在握后，愈发肆意妄为。在政务处理方面，他擅自决定江南地区的税收政策，未获朱元璋批准便私自增加税额，导致百姓负担沉重，苦不堪言。据当时户部的统计，江南地区因胡惟庸私自加税，百姓每年多缴纳的赋税多达数百万石粮食。
在官员任免上，胡惟庸只看关系和贿赂。杨士奇，本是才华横溢、清正廉洁之士，却因拒绝向胡惟庸行贿，被其打压，贬至边远地区任职。而毫无才能的赵德，因向胡惟庸行贿十万两白银，竟被任命为重要地区的知府。据不完全统计，被胡惟庸打压的正直官员多达两百余人。
在案件处理上，胡惟庸肆意偏袒自己的党羽。富商钱广进杀人一案，证据确凿，胡惟庸收受贿赂后，颠倒黑白，让钱广进逃脱罪责。他还私自扣下众多对自己不利的奏章，使得朱元璋无法了解真实的民情和政务。据宫廷内档记载，被胡惟庸私自扣下的奏章多达上千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