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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帮的崛起与发展在唐朝时期，长安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丝绸之路的发展让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大量出口，引进珠宝、香料等物品，促进了国内外贸易的繁荣。大运河的开通进一步加强了南北经济交流，坊市制度虽有限制，但商业活动逐渐突破，为经济发展注入活力。
唐朝的飞钱和柜坊，相当于现在的纸币和银行
飞钱这种汇兑业务。唐宪宗正式规定飞钱业务由朝廷的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并收取一定手续费，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飞钱发展的一个高峰期。
因为官方的介入和规范管理，使得飞钱业务更加成熟和普及，为商业活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也推动了飞钱的进一步发展。
柜坊在唐玄宗开元初年已出现。当时铜钱等货币的携带不便，以及人们对财物保管的需求增加，为柜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珠宝玉器和古玩字画等贵重物品，它的存在方便了商人的交易和资金的流转，对唐朝商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飞钱在唐朝的覆盖范围较为广泛，以都城长安为中心，逐渐向各主要商业城市及经济发达地区辐射。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是飞钱业务的重要发源地和集中地，与各地的经济联系紧密。
像洛阳、扬州、成都等重要的商业城市，也都是飞钱业务活跃的地区。飞钱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到了一些边境地区和对外贸易的口岸，这为远距离的贸易结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唐朝中期以后，飞钱的业务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在一些大宗商品的交易中，飞钱的使用频率较高。茶叶、丝绸等贸易，交易额较大，商人们为了避免携带大量铜钱的不便和风险，纷纷采用飞钱的方式进行结算。
据一些史料记载，当时一些大型的商业交易中，飞钱的使用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柜坊主要集中在长安、洛阳、扬州等大城市。长安作为唐朝的都城，是柜坊最为集中的地区。洛阳作为东都，扬州作为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对外贸易发达，柜坊的发展也相当迅速。除了这些大城市，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州府也逐渐出现了柜坊的身影，柜坊通常位于城市的商业中心区域，方便商人存取款和进行交易。
柜坊的资金规模相当可观。一些大型的柜坊拥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贯的资金存储量，能够满足大量商人的资金存储和借贷需求。一些富商巨贾在进行大规模的商业活动时，会将大量的资金存入柜坊，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柜坊也会将这些资金进行一定的运作，如放贷等，以获取利润。
飞钱的出现，商人可以在甲地交钱，然后在乙地取款，如，一个从南方到长安做生意的商人，以前可能需要花费数月的时间来运输铜钱，现在只需要通过飞钱的方式，就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资金的转移，从而更快地进行商品交易。
商人可以将大量的铜钱存入柜坊，避免了随身携带的风险。柜坊还提供了类似于支票的“凭贴”“书贴”等凭证，商人在进行交易时可以直接使用凭证进行支付。
飞钱是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汇兑业务形式，为宋代的交子、会子等纸币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柜坊作为我国最早的银行雏形，其经营模式和管理方式为后来的金融机构提供了经验。
飞钱到了宋朝继续存在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宋太祖开宝三年，设便钱务，专门办理便换业务。在南宋初年，便换业务仍然比较盛行。这一时期飞钱的使用范围和业务量可能都有所扩大，对商业活动的支持作用更加明显。随着纸币的逐渐普及，飞钱这种汇兑业务慢慢衰落，业务量也不断减少。
柜坊到了宋代，出现管理不善、信用问题，导致其逐渐败坏。商人对柜坊的信任度也降低。到了元代，柜坊这种金融机构形式最终消亡。新的金融机构和业务模式逐渐出现，取代了柜坊的地位。
宋朝商业活动更加自由，打破坊市制度，出现夜市、早市，纸币的出现方便了商品交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使得中国商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大运河继续发挥重要运输作用，南方经济成为国家经济中心。
宋朝打破了坊市制度，城市格局从坊市分离变为坊市合一，居民住宅直通大街，不再封闭。交易更加便捷，为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开封和杭州成为最大的商业城市，店铺林立，商品种类繁多。除了这两个大都市，苏州、成都等城市也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些城市商业活动极为活跃，人口密集，是商品的重要集散地。
宋朝取消了宵禁，夜市和早市蓬勃发展。夜市营业时间长，有的甚至通宵达旦，极大地延长了商业交易时间。早市则为人们提供了清晨购物的机会，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无论是食品、日用品还是各种特色商品，都在夜市和早市上有广泛的交易。
在乡镇地区，草市大量兴起。草市是在农村地区自然形成的小型集市，方便了农民进行商品交换，加强了农村与城市的经济联系。
宋朝是我国瓷器史上的辉煌时代，船业发达，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它解决了金属货币携带不便、交易成本高等问题，方便了商品交易，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宋朝政府重视海外贸易，设立了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广州、泉州等港口成为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与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以至非洲几十个国家进行贸易。
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商品远销海外，受到海外市场的广泛欢迎，同时也进口了大量的香料、珠宝、药材等商品。
宋朝的水陆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内河运输方面，大运河继续发挥着重要的运输作用，连接了南北地区，成为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
宋朝还修建了许多官道，方便了商品的陆路运输。在沿海地区，海运也日益发达，为海外贸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宋朝政府颁发了一系列“恤商”法令，宽待商人，鼓励商业发展。政府严禁官吏勒索、刁难商贾，商人有从政的权利，并可以入学、参加科举。从此宋朝商人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提高。
商人们组成行会或商帮。其目的是维护行业的利益和规范行业秩序。商帮则是由同乡组成的商人组织，成员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这些组织的出现，加强了商人之间的联系，提高了商人的议价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宋朝的商人还涉足了金融贷款、票据兑换等领域。一些商人通过向其他商人或百姓提供贷款，收取利息，获得了可观的收益。此外，还有商人投资于科技、文化等领域，如投资制瓷业和书籍出版业等，不仅推动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也为自己带来了经济利益。
到了明朝，政府海禁，民间海外贸易通过走私等方式进行。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推动商品经济更加繁荣，大运河的南北经济交流频繁。
江南地区的商人通过大运河把当地生产的精美丝绸制品运到北方，满足北方贵族和富人们对丝绸的需求，从中获取丰厚的利润。除了大运河，陆路交通也较为发达。
商人们利用这种差异进行区域间的贸易。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将海产品、蔗糖等运往内陆地区，换取内陆的药材、矿产等资源。西南地区的茶叶、木材等也通过商人的贩运，流通到其他地区。这种区域间的贸易活动使得商品的流通范围更广，也促进了各地经济的发展。
明朝初期，官方积极开展对外交流，有朝贡贸易的形式。虽然朝贡贸易主要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往来，但商人们也会通过与官方的合作，参与到朝贡贸易中。一些商人会跟随官方的船队出海，将中国的商品带到海外，再带回海外的特产。
尽管有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外贸易需求依然旺盛，于是出现了走私贸易。商人们通过各种途径，避开官方的管制，与海外商人进行贸易。
东南沿海地区的一些商人，私自组织船队，前往日本、东南亚等地进行贸易，将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海外，换取大量的白银和其他珍贵物品。这种走私贸易虽然存在风险，但利润极高，吸引了不少商人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