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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的始毕可汗听说高祖李渊建立唐国成了皇帝，于是派遣骨咄禄特勒前来长安，李渊按照最高礼仪在太极殿设宴款待他，并演奏九部乐。
隋朝初期，隋文帝杨坚制定了包括《国伎》、《清商伎》等在内的七部乐。隋炀帝杨广时期，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形成了九部乐。这一时期的乐舞主要是为了展示国家的强大和文化的多样性。
唐朝时期继承了隋朝的九部乐，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高昌乐》，形成了十部乐。这些乐部包括《燕乐》、《清商乐》、《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康国乐》、《安国乐》和《高昌乐》。其中，《燕乐》是唐朝宫廷音乐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它是一种歌舞音乐，具体形式包括声乐、器乐、舞蹈、百戏等，声情并茂，绚丽缤纷，集中代表了唐代燕乐的最高艺术水平。
九部乐（包括后来的十部乐）在唐朝的政治和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用于宴飨群臣、礼宴外宾等重要场合，体现了唐朝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这些乐部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音乐舞蹈，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展现了唐朝作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最繁荣国家的地位。
唐朝的乐舞不仅限于宫廷，也在社会各层中广泛传播和表演，反映了音乐舞蹈在唐代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重要性。隋唐时期的乐舞对后世中国的音乐舞蹈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虽然唐朝实际上发展出了十部乐，但隋唐时期的乐舞无疑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财富，展现了古代中国在音乐舞蹈领域的卓越成就。
始毕可汗在李渊忙着上位的同时，也没闲着，他通过分化操纵中原，利用政治册封政策来削弱对手，增强自己的势力。他率领突厥军队多次南下侵扰隋朝边境，通过军事行动扩大东突厥的疆域和控制范围。与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建立联盟，如刘武周、梁师都等，这些势力称臣于突厥，从而增强了东突厥的力量。在始毕可汗的领导下，东突厥的势力范围达到了顶峰，涵盖了从阿尔泰山到大兴安岭之间的整个蒙古高原及附近地区，成为北方的强国。
当时，因避战乱而迁徙到突厥的隋朝百姓很多，突厥因此变得强盛，东起契丹、室韦，西至吐谷浑、高昌等各国，都臣服于它，拥有控弦之士（擅长骑射的战士）超过一百多万。太宗因初创基业，曾借助突厥的兵马，前后馈赠的财物不可胜数。然而，突厥却因此恃功而骄横，每当派遣使者来到长安，常常行为蛮横，但高祖李渊也总是宽容对待他们。这一情节在众多有关唐朝的书籍或影视剧中都有体现。
始毕可汗的一生都在发动战争和政治斗争，他的行动不仅塑造了突厥汗国的命运，也对唐朝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突厥使臣骨咄禄特勒在长安城吃喝玩乐好不潇洒，挥霍了几日后，得了唐朝的丰厚利好之后，高兴而归。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确保法律的统一和适用，唐高祖李渊命令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着手修订法律条文，完善法律体系，并要求他们实行教育改革，广揽人才，培育国家发展的下一代。
裴寂和刘文静等人立即着手实施，一点都没敢耽搁。他们以隋朝的《开皇律》为蓝本，结合唐朝的实际情况，开始了唐代法律体系的构建工作。这一时期修订的法律主要包括《武德律》等法律条文。
《武德律》共12篇500条，是唐代的首部法典。它继承了隋朝《开皇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同时根据唐朝的实际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整。律文部分主要包括刑事、民事、诉讼等方面的规定，确保法律的全面性和实用性。《武德律》不仅是一部法律文本，也是唐朝法律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展现了唐朝在法制建设上的成就。
在裴寂和刘文静的主持下，唐初又设立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国子学是专门研习儒家经典的经学学校，初设时学额为300人，配备教师24人。
国子学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西晋时期，旨在培养贵族子弟，官品五品以上的官员子弟方能入学。国子学的创立是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受教育特权的愿望，标志着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化更明显。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与庶族地主对立在教育上的反映。国子学不仅承担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也是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
从西晋到南北朝，再到隋唐，国子学的名称和制度有所变化，如在北齐更名为国子寺，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宋代国子监既是最高学府也是教育管理机构，明清时期仅设国子监，成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
唐代的国子学是专门培训皇族和朝廷官员后代的高等学府。然而，这些高等学府，寒门学子想要进去就读，那是白日做梦，因为，这取决于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高度等级性和阶级性。教育资源被少数上层阶级所垄断，普通百姓很难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这种教育制度不仅限制了社会流动，也是封建社会阶级固化的表现。
国子学，主要职能是培养符合国家治理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通过科举等途径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唐朝初年的国子学不仅为贵族子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也为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培养了重要的人才。唐朝国子学的典型代表人物有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强调文章要有实际内容和价值；还有孔子的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在这一时期统一了儒家经学，对唐朝文化教育乃至后世儒家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大学，起源于西汉，兴盛于东汉，至隋朝始设国子监，太学教育功能逐渐被取代。至唐朝，太学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培养了大量官员，也对文化传承和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太学最初设立于西汉时期，汉武帝为选拔人才而创建。东汉时期太学达到鼎盛，学生人数超过三万人。隋朝时，太学被纳入国子监，唐、宋时期太学与国子学并存。
唐朝太学主要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孙，显示了其作为高级官员子弟的教育机构特点。太学修业年限为6年，必修科目包括《礼记》、《春秋左氏传》等，选修科目有《易经》、《尚书》等。太学不仅为古代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官员和学者，也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太学的设立和发展，是古代中国对教育的重视的体现，对后世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传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唐朝太学有着深厚渊源的代表人物有被誉为“诗仙”的李白，其诗歌广泛涉及山水、酒仙、人生等题材，风格奔放、意境深远，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有被称为“诗圣”的杜甫，其诗作深沉，关注社会苦难，作品如“三吏”等反映了人民疾苦，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社会价值；还有既是诗人也是画家的王维，其诗作多描绘山水田园，画作亦以山水为主，风格独特，深受后世喜爱。
四门学，在北魏正始四年创立，初设于京师四门，后与太学同在一处。唐代四门学为大学，隶属国子监，主要传授儒家经典。唐代四门学分为文学、史学、法学和数学四个学科，学生家庭出身品级较低。韩愈在公元801年被授四门博士。在四门博士这个岗位上，他积极推荐文学青年，包括张藉、李贺、贾岛等
张籍（约766年—约830年），字文昌，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学者。他出生于和州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镇），世称“张水部”、“张司业”。张籍是韩愈的大弟子，他的乐府诗与王建齐名，两人并称“张王乐府”8。张籍不仅在文学上有着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教育领域也有显着的贡献。
张籍的乐府诗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对晚唐至五代时期的诗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诗作善于用完全相反的两面来描述事物，形成强烈对比，且擅长用白描手法，细腻真切地刻画各种人物形象。张籍在唐德宗贞元初年的时候，和王建一起在魏州学习，后拜韩愈为师，学习诗歌。在韩愈的推荐下，张籍考中了进士，开始了他的官场生涯。张籍在太常寺太祝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十年，期间还认识了诗人白居易，两人互相交流和切磋，对各自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籍的一生，不仅在文学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教育经历和与韩愈的师生情谊，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和文化传承。
李贺（约公元790年-约817年），字长吉，是唐代着名的诗人，被后世誉为“诗鬼”。他出生于河南福昌（今河南洛阳宜阳县），是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李贺的诗歌以奇特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着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贺自幼体形细瘦，通眉长爪，长相极有特征。他才思聪颖，七岁能诗，又擅长“疾书”。李贺因避家讳，未能参加进士科考试，终生落魄不得志。他曾任奉礼郎，但因病早逝，年仅27岁。
避讳制度在唐朝得到强化与完善，涉及到对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以表尊重。在科举考试中，如果遇到与尊长有关的名讳，考生只能退出考试，表示对尊长的孝敬之意，贺在韩愈的劝说下准备考进士，但在考试前夕，因有人举报他父亲名字“晋肃”与“进士”谐音，李贺被迫放弃考试，最终一生未能考取功名。韩愈对李贺因避讳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感到愤怒，并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讳辨》来嘲讽那些中伤李贺的小人，表达了对于避讳制度的不满。
李贺开创了“长吉体”诗歌，现存诗二百余首，有《昌谷集》。代表作品有《雁门太守行》、《李凭箜篌引》、《马诗二十三首》等。他的诗歌想象丰富，语言瑰丽，善于运用神话传说，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
李贺的诗歌风格以空灵甚至诡异见长，语言悲冷凄苦，奇特的语言营造悲冷的氛围，是“长吉体”能在繁花似锦的诗歌苑囿中一枝独俏的关键所在。
李贺的诗歌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而且对后世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诗作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被后人誉为“鬼仙之辞”，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李贺的才华与遗憾，使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作，如《南园十三首·其五》等，表达了他对怀才不遇的无奈和愤懑。李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诗歌创作却为中国文学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亮点。
贾岛（779年－843年），字阆仙，自号碣石山人，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僧人，与孟郊并称“郊寒岛瘦”，以其苦吟精神和精于雕琢的诗歌风格着称。
贾岛早年家境贫寒，曾出家为僧，法名无本，以“诗奴”着称。他的诗歌创作深受佛教思想影响，强调内心的修炼与超越。贾岛在洛阳遇到韩愈，因其诗作受到韩愈的赏识，并建议他还俗应举。韩愈的鼓励对贾岛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