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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榜出，明州鄞县（今浙江宁波鄞州区）人袁毂（字容直，一字公济）高居榜首，苏轼名列第二，苏辙也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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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九，苏老泉撰《送石昌言使北引》，命苏轼书写。
这年，刑部员外郎、知制诰石昌言出使北国前往契丹，庆贺契丹国母生辰。苏老泉为他写下这篇赠序，就是让他借鉴历史经验，不怕强敌威胁，发扬民族正气，夺取外交胜利。因为苏洵之父名序，所以这篇赠序改称引。
石扬休，字昌言，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眉山市）人，少孤力学，登进士。累官刑部员外郎，知制诰。仁宗朝上疏力请广言路，尊儒术，防壅蔽，禁奢侈。其言皆有益于国，时人称之。石、苏两家均眉州大户，世有通家之谊，因此在京师是苏氏父子标准的老乡。
受到欧阳修激赏的苏洵，又再接再厉地上书《上韩枢密书》、《权书》于时任枢密使的韩琦，与之论及制兵之豪纵在厉威武（此人拉关系的能力着实不一般，读书之外的功夫下得也很足）。
深受鼓舞、像打了鸡血一般的苏老泉认为当世之大患为：大臣都爱好声名而惧怕讥谤，好名则会多树私恩，害怕讥谤则会执法不坚。那么，造成兵冗而骄的责任应由谁来负责呢？
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老苏当然不能直接指责皇帝，只能要求主管军政的大臣对此负责。先把皇帝开脱出去，自然把“天下之兵，豪纵至此”的责任归咎于枢密府，是由于大臣“好名”、“惧谤”、“树私恩”、“执法不坚”造成的。明眼人都知道，苏洵旁敲侧击的对象是大将军狄青。
其实，苏洵并不了解狄青，他的长篇大论的依据也无非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真正的一代名将狄青出身微贱，以功以忠擢升重臣。狄青生前勇猛善战，长于用兵，治军严整。逝世后宋神宗为追念其功绩，曾下令将狄青的画像挂在禁中，并亲手御制祭文予以悼念。
作为枢密使的韩琦自然不是吃干饭的，不会仅听信苏洵纸上谈兵式的一面之辞。因此，对于苏洵的上书不置可否，置之不用。
自古读书人的理想就与致仕紧密相联的。苏洵听说了一个好消息——张方平从益州调任京师出任三司使，就前去拜见。（三司使，北宋前期最高财政长官。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
在张府上，张安道（张方平字安道）微笑着问这位老朋友苏老泉道：
令公子近来所读何书？
老苏赶忙答道，犬子这段时间在重读《前汉》。
张安道又问，全书他读完过两遍了吗？
老苏归家后以此询问苏轼，谁知苏轼不屑地说：此老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世上还有人读过三遍的吗？
后世有人评论，小苏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要知道张安道当年曾借过别人的《十七史》，短短一月即还，就说已经看完。要知道此人天资强记、数行俱下，功底是何等地深厚，就连前辈中的宿儒，也罕有人及。
也有传苏老泉曾带着两个儿子去拜访张文定（张方平的谥号），张文定趁着苏轼兄弟正在准备科举考试，有意出题考一下他们。因此共出六道题，令人拿给苏氏兄弟，而文定却在隔壁的密室里暗自窥视。
只见两兄弟得到考题后，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沉思。苏辙在一道题上有疑问，指着给哥哥看，哥哥不言，只是用笔管敲了几下桌面，说“管子注”，苏辙还是没有听明白，哥哥就用笔将此题目勾去，然后就一挥而就做完了题目。
张文定读完了苏轼的文章后，更为惊喜，原来被苏轼勾去的那个题目，并无出处，只是为了考验苏氏兄弟而杜撰的命题。
次日，张文定见到了苏老泉，不无惊喜地说，两个儿子都是天才，只不过大儿子明敏可爱，但小儿子却是少年持重，日后的成就可能要高过其兄长了！
张方平这个人很有气量，在镇守西蜀时，认识眉山的苏洵及其子苏轼、 苏辙，深表器重，并积极为之延誉。曾推荐苏轼为谏官，后来苏轼因作诗被朝廷诬陷下狱治罪之时，张方平也受到牵连，但他却能不顾个人安危，依然奏章论救，所以苏轼终身都很敬重张方平大人。
在京师开封，兄弟俩一有时间就聚于一起，潜心研读和探究《公羊》、《毂梁》及《左氏》三传。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书读多了，苏轼兄弟同样对不学无术之辈，六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纨绔子弟往往看不上眼，特别是对京师那些醉生梦死的富家子弟侧目而视，“颇见纨绔中，齿牙厌梁肉。”（《《寄周安孺茶》》）。
嘉佑二年（1057）正月初六，由翰林学士欧阳修（字永叔）主持的贡举开考，翰林学士王珪（字禹玉）、龙图阁直学士梅挚（字公仪）、知制诰韩绛（子华）、集贤殿修撰范镇（字景仁）这几个人协助知贡举主持本届考试。
《宋史·选举志》：凡进士，试诗、赋、论一首，策五道。参加这次省试，苏轼撰写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由于当时的士子崇尚的是险怪奇涩的文风，还美其名曰“太学体”，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等都对此深恶痛绝并大力加以抑制，因此但凡是遇到这类考卷，一律会被淘汰掉。最离谱的是这类考卷甚至出现僻涩如“狼子”、“豹孙”、“林林”、“逐逐”之语，怪诞如“周公枰图”、“禹操畚锸”、“传说负版筑来筑太平之基”之说。
欧阳修考试礼部进士，面对千人一面的诡异之文章，有心去挽救一下这种危险的局面。梅圣俞当时与欧阳修在一起共事，一日得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卷，赶紧拿给欧阳文忠公看。
欧阳修非常惊奇，以为遇到了异人，第一念头就是将此人录为头等，但又转念一想，朝野上下往往对每年的头名状元格外敏感，同时又有预感是自己的门下士曾巩（字子固）所作，要是录为第一，那么就会在官场上下授人以柄。
因此，只好忍痛割爱将此人录为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