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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从浰阳出发，渡过汉水，一定是在日夜兼程的赶路中。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苏轼在行进途中又写了一首诗，是专门来记述夜行途中远观星星的影像，“天高夜气严，列宿森就位。大星光相射，小星闹若沸”。
渡过汉水，观完星星，苏氏一家即到了京西南路的襄阳府地界。
襄阳绝对是个有故事的城市。
襄阳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平原腹地，是如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湖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堪称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主要发源地，素有“华夏第一城池”、“铁打的襄阳”、“兵家必争之地”之称。
襄阳还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此地孕育了楚赋的开山鼻祖宋玉，“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等成语与典故流传至今。
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诗经》、《楚辞》均发源和交汇于汉水流域，在这个有故事的地方，文艺繁荣、百花齐放，还孕育出了“襄阳古乐府”这种曲牌名。
但清代的纪昀认为：古时的“乐府”音节已失传，后世不过幕其字句。而杜少陵，则纯制新题，自是斩断藤手。李太白，虽用古题，多是不敢明言而托之古，亦非以此体为高。意思是说，就连李白与杜甫这样的重量级诗人，所作的乐府诗，也不过是仿其皮毛。
到了这里，不拘一格的苏轼却是将襄阳古乐府改作词牌用，用《襄阳古乐府》的曲牌名，仿写了《野鹰来》、《襄阳乐》和《上堵吟》三首词，分别表达了他对现实生活的感受：
《野鹰来》先写新城守孟达作《上堵吟》的历史内容和背景，后写眼前的景物，感叹历史终成陈迹。“野鹰来，城东有台高崔巍。台中公子着皮袖，东望万里心悠哉。”是苏轼按照孟达所作《上堵吟》的韵调，描写了汉昭烈帝刘备章武间的一段兴衰史，让后人借历史深深反思现实。
《襄阳乐》写的则是刘道产的事迹。
刘道产，彭城郡吕县（今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南朝宋大臣，太尉咨议参军刘简的儿子。此人在出任襄阳太守期间，善于治理百姓，在雍州政绩尤为突出。蛮夷中先后叛乱、乖戾不接受朝廷治理的人，都一概顺从推服，自觉到沔水一带居住。从此百姓安居乐业后，因此有了《襄阳乐歌》，所以这个曲调就是从刘道产那时开始的。
有评论家称，苏轼这三首《襄阳古乐府》真能直闯太白堂奥，东坡而后，罕有其匹。
又说《上堵吟》中“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此皆非有意学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在襄阳府城南，苏氏父子游览了岘山，该山因西晋羊祜（蔡文姬的外甥，蔡邕是其姥爷）的仁德流芳后世，襄阳百姓为纪念他，特地在羊祜生前喜欢游息之地岘山建庙立碑，原名为晋征南大将军羊公祜之碑，简称羊公碑。
此后每逢时节，周围的百姓都会祭拜他，睹碑生情，莫不流泪。羊祜的继任者、西晋名臣杜预因此把它称作堕泪碑，堕泪碑现位于今湖北省的襄阳市。
襄阳城西十余里，有万山，苏轼因故当时没去成，但在其弟弟苏辙归来后的描述下也作了诗。
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是诸葛亮十七岁至二十七岁期间躬耕读书的成才之地。
诸葛亮在隆中的十年中，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密切关注天下大事。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在政治上逐渐成熟；频繁的社会交往，名士的垂青，又使他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公元207年，刘备在徐庶的推荐下，亲自三次来到隆中诸葛亮住的草庐，敦请诸葛亮出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三顾茅庐”。
到了隆中，自然是要纪念一下诸葛孔明的。当年杜甫诗赞曰：“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而苏轼此番前来，心中的感悟是：“空馀蜿蜒迹，使我寒涕垂。”（《隆中》）
作为着名美食家的苏轼，到了襄阳这座历史名城自然是要顺便满足一下自己食欲的。
首先说说苏轼所作的食鳊鱼诗。
鳊鱼是岘山下汉水中出产的极肥美的一种细鳞缩项阔腹淡水鱼，当地土人常以槎（船桨）断水，而这种鳊鱼喜欢紧跟槎后随槎游动，因号“槎头鳊”。
在诗中，大文豪苏轼不出意外地抛开了鳊鱼的美味，而是像杜甫老先生那样回顾了襄阳人孟浩然的诗句：试垂竹竿钓，果得查头鳊。杜甫《解闷》诗曰：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
苏轼吃过襄阳的鳊鱼后的感慨是：“杜老当年意，临流忆孟生。吾今又悲子，辍筋涕纵横。”（《鳊鱼》）总之是，像苏轼这样的文化人吃什么都能联想到历史人物，吃什么都能吃出不同凡响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