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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丘县时,苏轼还去了县西三十里的朱亥墓。
朱亥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此人有勇力,隐迹于市井之中,早年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当屠夫。魏安嫠王十九年(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曾在退秦、救赵、存魏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太白曾作《侠客行》来歌咏朱亥,可见朱亥同志的光辉形象源远流长。据传,朱亥是用袖中四十斤重的铁锤,锤死了晋鄙,使得魏公子进兵击退秦军,解了邯郸之围。
这时突然想到,在我们中学课本里的《大铁椎传》说的是不是朱亥的事,但很遗憾,经过网搜,这个“大铁椎”只是清初明遗民魏禧为了透露出自己对明朝亡国君臣的不满,抒发亡国之痛,表达“抗清复明”爱国思想而虚构出来的人物形象。
二月十五,经过长途跋涉的苏家人,终于抵达京师开封,一家人暂赁居在西岗的一处宅院里。
安置甫定,苏颂(字子容)前来叙宗盟。
苏轼家族与苏颂的相交,最早可以追溯到苏轼的父亲苏洵与苏颂在嘉佑、治平年间同在馆阁时的联宗。
嘉佑、治平年间,苏洵除授试校书郎,苏颂任太常博士兼校正医书官等职,二人同在当时的京师汴京(今河南开封)任职。据苏轼回忆,“自昔先君以来,常讲宗盟之好”。苏洵与苏颂虽认宗亲但并非嫡亲本家,但苏洵为四川眉山人,苏颂为福建泉州人,这种交游更多可以看成为道义之交。
苏洵去世后,苏颂曾送上挽联二幅,其二“常论平陵系,吾宗代有人。源流知所自,道义更相亲。痛惜才高世,赍咨涕满巾。又知余庆远,二子志经纶”,点出了这种道义相交的实质。没曾想,苏洵与苏颂的联宗,竟拉开了苏轼家族与苏颂家族长达四十多年生死之交的密切交往史。
苏颂是家居润州(今镇江)并在此终老的着名政治家、科学家、药物学家,苏轼是当世诗、词、文、书法、绘画全能的一流才士。古人曾有“二苏交厚而无文”之说,实际上,二苏家族保持着相当密切的交往,谱写了人际交往的典范和乐章。
以至于在绍圣元年(1094),苏轼贬谪惠州路经扬州时,扬州州守正是苏颂,这是苏轼与苏颂的最后一次见面。
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颂在润州去世,适逢苏轼路经润州,苏轼也病入膏肓。但苏轼还是为之写下了《荐苏子容功德疏》。,这是苏轼与苏颂关系最为实质性的总结与概括,带有盖棺论定的味道:宗亲关系是他们交往的情谊基础, 工作关系是他们交往的道义基础,政治立场大致相同则是他们交往的政治基础。
嘉佑五年(1060)三月,弟弟苏辙被选入流内铨。
流内铨是宋官署名,属吏部,掌管幕职、州县官以下注拟、磨勘等事。北宋初年,京官七品以下流内官员的任免、考课等,仍属吏部。元丰三年(1080),改吏部流内铨名为尚书吏部,官制改革后,再改为吏部的侍郎左选。
四月八日,梅尧臣(字圣俞)病逝,年五十九岁。
苏轼曾经非常喜欢老梅生前的一首《和宋次道紫宸早朝》诗:
陆生声誉在云间,来预簪裾谒帝颜。冠剑有客夔与禼,文章全盛马兼班。
耽耽玉宇龙缠栋,蔼蔼金铺兽啮环。却出常衙殿前过,戟衣风动自相攀。
刚送走梅老先生,九天后,江休复(字邻几)也卒于京师。
江休复,曾任刑部郎中,死后欧阳修作的墓志铭,可见此人亦非凡人。苏轼曾见过此人,而在贬黄期间,江老爷子的孙子江惇礼常与苏轼有书信往来。
五月二十一日,苏轼得知蔡襄(字君谟)除任开封知府。
曾经与蔡襄在一起论书的苏轼,后来回忆起自己曾力荐蔡君谟领袖北宋书坛但总被蔡襄婉拒。那时的苏轼认为,学书法就像在激流中溯流而上,用尽力气,船还是不离旧处,而蔡襄的书法却能独出于当代。
后来,苏轼还写有评论蔡襄书法的文章多篇,称蔡襄为当世第一,且始终坚守此论。蔡襄死后六年,苏轼还专门从杭州到临安县去借阅蔡襄写的《海会寺记》,对他赞誉有加。
就连欧阳修也认为,“蔡君谟独步当世”,还说他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若要是鸡蛋里挑骨头,硬说蔡襄的书法有哪些瑕疵时,就是大字略显粗疏些。
苏轼却认为,若是分科行医,那是此人是医术太低;若是某人靠颜色来作画,是画技太差;若只能作一种书体而不会另一种书体,那就是没有参透书法的真谛。学书法应从小楷练起,像蔡君谟这样的书家,真、行、草、隶、篆无所不精,兴趣之余还能变为飞白书,可谓是真正参透了书法的关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