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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安薛绍彭（字道祖，薛向之子）家里，苏轼见到了薛绍彭家藏的《九马图》，也就是杜甫诗中数次提到过的曹霸将军所画九马图。
此图曾为宋代书法家薛绍彭收藏，苏轼在薛家观后作了《九马图赞并序》，将其确定为《九马图》的真迹。薛绍彭与当朝的米芾和简州阳安（今四川简阳）人刘泾相交甚厚，此二人都是苏轼书画方面的朋友。
那么，这里提到的“曹霸将军”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曹霸，唐代谯县（今安徽亳州市）人，三国高贵公曹髦后裔。此人早年学书，师法王羲之、卫夫人等，能文善画，擅画马，尤精鞍马人物。时人甚至以其祖先“三曹”比之，有“文如植、武如操、字画抵丕风流”之美誉。其代表作就有《九马图》《赢马图》等。
杜甫诗中的主人公曹霸是玄宗时代的宫廷画家，但后世的美术史以及杜诗集注，对此人的研究都不够具体，并且与杜甫在杜诗系统中对曹霸的反复描写也是大相径庭的。
据后世学人的深入研究得知：曹霸大致出生于武后神功之年前后，可能是武后时期宫廷画家曹元廓之后。曹元廓师法唐初绘画巨匠阎立本，擅人物鞍马。曹霸的笔法比较接近阎立本，也说明曹霸与曹元廓是有相关联系的。
曹霸与其弟子韩干共同创立的“曹韩”画马体系，对于后世的画马影响巨大。他们所画之马，不但龙性十足，而且有画马寄情的创造性，为后世画马开创了新天地。
因此自宋元以来，凡画马必提“曹韩”、“曹将军”。
正当苏轼忙于吟诗赏画之时，北宋政坛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为参政知事。
“参知政事”是一种官名，又简称“参政”。这是唐宋时期最高政务长官之一，与同平章事、枢密使、枢密副使合称“宰执”。唐制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仆射之外他官任宰相职，给以“参知政事”等名义。宋代以参知政事为副宰相，简称“参政”。
到宋代，设中书门下，此后参知政事则演变成一个常设官职，作为副宰相，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相权，增大皇权。
二十多天后，王安石与陈升之创制了三司条例司，开始议行新法。
陈升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市，位福建省西北）人。字旸叔，初名旭，因避神宗讳，改字晹叔。建阳三桂里（考亭）人，进士出身，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王安石行变法，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陈升之在该机构名称问题上与王安石的意见相忤，乃称疾不朝。
作为初出茅庐的无名小辈，此时的苏轼兄弟才刚刚抵达京师并住到了南园。
南园是父亲在京师所置的产业，苏轼也算是到了自己在京城的家中。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都将与所谓的“新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二月中，由于王安石已经大权在握，此人平素最为厌恶好议论朝政者，因此除丧还朝的苏轼被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判官告院（掌文武官员、将校告身及及封赠），兼判尚书祠部（掌尚书省祠部曹）。
宋朝的官名很长，但苏轼的这种小官工作的确清闲，“颇甚优闲，便于懒拙”，不过这正和苏轼的心意。只是苏辙要到制置使上班，工作极为繁重，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对于哥哥的清闲工作倒是极为羡慕。
三月十六，弟弟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过问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以至于问题丛生。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的二月二十七日，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的同时﹐随即就创建了这个机构﹐作为变法的领导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权力凌驾于三司之上，就连中书省及门下省亦不得过问。
条例司的主官为同制置三司条例，共二员，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制订新法，签书三司条例司公事。因初置时，由参知政事王安石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故冠之以“同”字。属官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二员或三员；制置三司条例司相度利害官，若干。并有权临时选官遣使，考察新法实行之利弊。
为什么要任命苏辙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祥文字，那是因为苏辙先前曾上疏神宗皇帝，他认为国家要想国库充盈，不是想尽办法去向民间求财使得国家富裕，而是去想办法去堵塞使国家财富流失的漏洞。并指出具体的漏洞主要有三个：一是官员编制冗余，二是国家养活的冗兵过多，三是财政支出不必要的花销过多。
苏辙的奏疏到了神宗小皇帝那里，神宗将奏疏原件转到中书省（相当于全国人大），并在奏疏上批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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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详观疏意，知道苏辙同志确确实实是潜心研究了当世经济社会的各项事务，观点大都切中时弊（主要是切中了神宗自己的心理），作为下属官员，非常之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