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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作诗留别之际，这年秋天（熙宁三年），大伯苏澹的孙子苏林卒于京师。
大伯苏澹早亡，大堂哥苏位去世时，侄子苏林才二十岁。去年在给堂兄苏不疑的信中，苏轼还在夸赞十六郎（苏林的小名）学业有进，已经参加解试。谁知今年，这位活蹦乱跳的小伙子竟不幸撒手西去了。
苏林生前在京师薄有田产，靠收房租为生而长久居住在京师。其后事由苏轼、苏辙等长辈们操持，葬在了京师西郊的八角墓地，这次为办理十六郎的后事，苏轼还专门请了朝假十天。
十月初一，苏轼与老表文与可等一众朋友闲聊。这时，座中的宾客争相索要文与可的草书作品，因有苏轼在场，众人自然不会放过要苏轼作跋文的机会。
当文与可的草书作品迅疾如风般书就之时，苏轼捻管沉思后，挥毫作跋道：
想当年南康建昌（今江西永修）人李常（字公择）初学草书之时，遇到不会草法的字，就用楷书、行书的写法掺杂进去，刘贡父将此戏之为“鹦哥娇”。因白居易《池鹤》诗中有“转觉鸬鹚毛色下，苦嫌鹦鹉语声娇”句，“鹦哥娇”意指鹦鹉学舌，有贬损之意。
后来，李公择的草书学有所进，又问苏轼道，我的草书比以前怎么样？
苏轼看到惟有少数字能得草书之体，就说现在已经可以称作“秦吉”了！
秦吉，又名秦吉子、海南八哥，鹩哥属雀形目、椋鸟科，鸣声婉转，能模仿人语，是闻名于世的玩赏鸟之一。苏轼的弦外之音是以前是鹦鹉学舌，现在已经能像鹩哥那样说上几句人话了（弦外之音是说，还是不老咋着）。
十月二十二日，范镇（字景仁）以退休的前户部侍郎身份获准致仕。这个人与苏轼的关系也很铁。
在卜居的许昌城，范镇的洒脱风雅是公认的典范。而在政坛上，他却是以“勇决”而知名的。
有人曾经问司马光：“当今天下有谁能以勇见称？”
司马光说：“范景仁（范镇，字景仁）可称勇者无敌。”
那人又问：“景仁身高仅五尺（宋时五尺相当于156厘米），瘦弱得连衣服都撑不起来，怎么称得上勇呢？”
司马光郑重地作了如下论述：
何谓“勇”？虎背熊腰，气吞山河，有九牛二虎之力，那仅仅是匹夫之勇，属外在之勇。而景仁之勇在内心！
众所周知，自唐宣宗以来，历代帝王只要听到臣下谈立嗣话题，大都咬牙切齿、视同叛逆。
适逢仁宗多病而无子，一直未立嗣。
范景仁挺身而出、首倡此事，连上十几道奏章，视自身及宗族身家性命如鸿毛。后来有人见景仁未能遭遇惩罚，也相继进谏，但景仁首临不测之渊，难道无勇之人能做到吗？
苏轼亦曾经说过：熙宁、元丰年间，士大夫论天下贤者，必曰君实（司马光，字君实）、景仁。其道德风流，足以师表当世。其议论可否，足以荣辱天下。
我们知道，苏轼为三子择亲，均选以三观契合之士。正如欧阳修、范镇等忠义长者，人品正直且政见相同，苏轼同时亦看重子女的孝顺与才华。
苏轼给自己找的姻亲，正是对他有着知遇和提携之恩的前辈恩师欧阳修与范镇——苏迨的夫人是欧阳修的孙女，欧阳棐之女；而小儿子苏过的妻子范氏正是成都人，文学家、史学家、翰林学士范镇之女。
范镇是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的状元，在仁宗时曾知谏院，以直言敢谏闻名，担任过此职的人，还有咱们老百姓熟知的“包青天”，大家对比一下即可知此职务之份量。
范镇为何会把女儿嫁给苏过，愿意和比自己小近四十岁的苏轼结为亲家呢？
一方面两个人是老乡，这在古代也是很重要的，地缘地理上自带的亲切感；另一方面范镇和苏轼的老师欧阳修是好友，本身也是状元，所以对于才华横溢的苏轼应该是非常欣赏的。
他们三观相合，政见方面也大体一致。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进行变法改制时，实行了以青苗法为代表的新法。范镇站在司马光等人的立场上，竭力反对新法，曾五次上疏反对新法，在疏中指斥王安石以喜怒为赏罚，其中甚至用了“陛下有纳谏之资，大臣进拒谏之计；陛下有爱民之性，大臣用残民之术”之类的言辞。
据传，王安石看到奏疏，十分气愤，连手都颤抖了，他亲自起草诏书，痛斥范镇。
直到后来，因为举荐苏轼与孔文仲任谏官这件事，令范老先生非常头疼。原因是不仅朝廷上没有恩准，还给苏轼带来了被诬以借官船走私和遭到弹劾的结果。
看到苏轼被人诬陷，这时候的范老先生坐不住了，他舍上老脸又向神宗皇帝上了奏章，极力地为苏轼辩驳。
范老先生在奏章中说道，苏轼这位青年才俊我是非常了解的。治平年间，苏轼父亲客死京师时，先帝曾赠与绢百匹，银百两，苏轼都坚辞不受，而是仅向朝廷请求赠与亡父一些身后的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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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帝当时对苏轼兄弟的孝行非常嘉许，就赠其父苏老泉光禄寺丞（光禄寺卿的佐官，职位低于少卿，光禄寺卿是三公九卿中的九卿之一，相当于部级，丞则相当于司级）的名号，又敕命各路、各州县的官府衙门沿途准备官船人等护送回川。
当时，韩琦以个人名义赠银三百两，欧阳修赠银二百两，苏家兄弟皆婉辞不受。老夫从这些个事例中就能大概地看得出苏轼的风节了。今天竟有人诬陷说苏轼用官家人船贩运私货，简直就是胡说八道！苏轼腹中藏有古今之学，其文章高过当今的时代（文章高于时），在上书中又敢于言说朝廷的得失，所以老臣才举荐苏轼为谏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