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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词在当时传唱一时，其中的词句令当时的文人骚客们反复琢磨，相当有名。
有一次，他去拜访同年欧阳修，欧阳修一看到他，马上兴奋的用《一丛花令》中的词句大呼：“桃杏嫁东风郎中”来啦。
从此，“桃杏嫁东风郎中”就成了张先的雅号之一，是他年轻时风流的证明。
苏轼与张先的交往，始于他人生失意的开端。由于他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端，得罪了王安石，东坡自请外放最后作了杭州通判。
三年之后，苏轼从杭州调往密州任知州。在赴密州的任上，苏轼第一次和神交已久的张先相逢。张先时年八十有五，以歌词闻于天下。
朋友们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后，他还特意为苏轼作了一首《定风波令》：
“西阁名臣奉诏行，南床吏部锦衣荣。中有瀛仙宾与主，相遇。平津选首更神清。”
张先生平有三大爱好：喝酒、填词、纳妾，活得十分潇洒，八十岁了还娶一个十八岁的丫头做小妾。婚礼上，老先生还向朋友们作诗炫耀：
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
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
看着老爷子首先故作“为老不尊”之态，前来赴宴的朋友们也就不客气了，七嘴八舌地调侃起来。作为张先的忘年之交，苏轼肯定少不了要恶搞一番的，他特意奉上一首：
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
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戏赠张先》）
由于张先平时不计小节，以赤子之心待人，和性格相似的苏轼就成了忘年之交（年长苏轼四十七岁），平日里与苏轼在西湖里饮酒作诗，好不快活！
后来，待到苏轼离任杭州时，张先竟牵着苏轼的衣袖失声痛哭，不忍苏轼的离去。
关于这个“有故事”的人，暂且不表，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还会屡屡提及。
在杭州时，苏轼还与福州人林希（字子中）有着交往，林希曾与苏轼父亲同时赴试，与苏家也算是世交。
苏轼在京师时本来已不再作诗，但禁不住林希的请求，答应有时间再为他作几首。此时，苏轼手头有一个从道人处得来的药方，林希想要，苏轼就抄给了林希，但嘱咐他服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熙宁五年（1072），初春。
苏轼看到墙头花苞待放的红杏，一树的花蕾铺天盖地，群芳的叶芽将吐未吐，就忍不住想出城去探寻一下此地的春情。
“料想春光先到处，吹绽梅英”，这是苏轼此时所作《浪淘沙》中的词句。
当然，杭州城外多的是春意盎然的适合作诗的景色，苏轼到了杭城于此时才开始尝试着词的创作。
此篇宋词尚显稚嫩，完全没有脱离婉约派的艳词滥调，生活环境的相对安逸，使得该词作还与他日后那“豪放派”的词风还相去甚远。
杭州，古称临安、钱塘，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路治。地处中国华东地区、钱塘江下游、东南沿海、浙江北部、京杭大运河南端。
杭州在夏朝之前属百越，夏商周时期属“扬州之域”。
相传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今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里时曾舍其杭（“杭”即方舟）于此，故名“余杭”。
还有一种说法是，大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废郡为州，“杭州”之名才第一次出现。
到了杭州任上之后，苏轼办公的官舍就在凤凰山下。在苏轼看来，这座凤凰山两边各有一个像是翅膀的山脊，并且每个翅膀上都有着一座塔，中间的凤嘴正好位于自己所居官舍里的池水之上。
在官舍旁原本有一座破败不堪的堂，苏轼安顿下来后就着人开始修葺，如今已经焕然一新。由于该堂处于凤嘴附近，于是苏轼将此堂命名为“凤咮堂”。
咮，音宙，意思是鸟的喙。
闲暇时，苏轼发现山道的草丛里有不少仪态万千的怪石，遂取回家了百余块，在自己的东斋院中堆出了一座假山，再引水从假山上飞溅而下，这里的东斋院就取名为“溅玉斋”。
堂后还有一方形屋舍，取名为方庵。而堆积而成的石山上人工造一小峰，在小峰上穿凿一个月形的孔洞，更是命名其为“月岩斋”。
一切布局完毕后，苏轼便致简向正在陵州任上的大表哥文同求诗，同时也是想知道表哥的一些近况。外表持重，内心极富才情的文同不仅作了诗，还很愉快地把苏轼前几天在游孤山时所作的诗，唱和了好几首。
二月间，朝廷的任命下来了：
任命苏轼以检正中书吏房公事殿中丞卢秉的身份，出任两浙提刑，专门提举盐事。
在当时，全国上下都在严加推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法，而浙西一带还要求兼行水利法与盐法。
苏轼接手新职务“提举盐事”后，被朝廷要求要严密盐法，凡能煮海为盐的地方，皆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实行军事化管理，组织民夫，充任稽查队，严厉抓捕盗窃贩卖及私自架设煮盐器的百姓。
面对眼前的这一切的“闹剧”，苏轼只好先听之任之，暂且抛之脑后。
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张次山，字希元，以太子中舍提举江南西路常平广惠仓兼管勾农田水利差役事。因不满新法辞官而去，后经陈升之的举荐被任命为都大催遣广济河辇运。
但是，老张一听到这一任命，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
张希元不满新法，愤而弃官，在苏轼看来也算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
老张家族里世代喜好书法，家中收藏的古今名人大咖的墨宝极多，他把这些墨宝找人全部刻到了石碑上，还专门建造一座厅堂来收藏。弄完这些之后，他又找到苏轼处，想让苏轼给写一篇记文。
面对这样一位为了百姓而拒绝强推新法的好“干部”，苏轼自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