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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张希元写的记文里，苏轼是这样就说的：
世上有些人，自认为清高无比而嘲笑别人，他弈棋弹琴，收藏古人的书画。有客人来，就拿出来夸耀一番并让其观赏，自认为此举比较清高。
然而，有些人就不服了，说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人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那是因为他们都留下了有着自己观点的文章以及议论，那些收藏一些古人书画的人有何了不起的！
而英雄豪杰之士，对所谓的圣贤又看不起了：
他们说，士大夫就应该建功立业，而不应该只是发一些空论，这种人之所以着书立说，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去建功立业，不得已而为之，身上的官阶也不过是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靠熬时间熬上去的。
甚至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豪杰如刘邦、周公、伊尹、商汤、周武等人，也有人看不起，因为有人认为只有像许由那样能辞掉天子这样的高位而隐逸于山林（河南登封市境内的箕山），像孔丘那样拥有无所不知的渊博知识才是令人羡慕的。
因此说，世人总是在互相嘲笑。
苏轼认为，自己不爱好的东西，而去嘲笑别人的爱好，这本身就是不尊重他人同时也是不尊重自己的表现。
因为蜀地有一谚语，“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
那些还没有从政经验的士子，考取功名之后，骤然就出来做官，那么他们浪费的人远远要比庸医治死的人多。张希元如今虽然去官回乡悠游于山林之间，看似没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地方，只能是靠研习书法自得其乐。
但是，此人并非就是这种长久赋闲之人，他的学问积累得多了，日后必然会把这些学识用在政事上的。
初到杭州任上不久，就传来了姚辟姚屯田去世的消息。
屯田员外郎，官级从六品上，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屯田郎中虽为工部四司之一，但有名无实。
姚辟，字子张，散文家，金坛（今江苏常州市金坛区）人。皇佑元年(1049)进士，曾被授以项城令，通州通判，所到之处蜀地百姓皆有好评。
此人擅长于文辞，执着于研习 《六经》，一旦有似是而非的地方，必求其是。所以下笔千言，一挥而就，且往往能归纳出万事万物的道理。一时间当朝的名士如欧阳修、王安石，皆与之游。
另外，老姚还与苏轼的父亲苏老泉先生一起修过礼书，并合着了《太常因革礼》一百卷。
此书被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其“功施后世，非止俗儒着述，求一时之名者比。”正是有着这样的缘由，老姚去世后，苏轼郑重地为老姚写了挽辞。
苏轼有一位名字听起来很怪的老乡——岑象求，这两天也来到了杭州。
岑象求，字岩起，梓州（今四川三台）人。考中进士后，神宗熙宁中为梓州路提举常平。
提举常平，简称“仓臣”，北宋熙宁初年设置，负责管理常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是宋朝统一后陆续在各路所设四司之一，其设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一切基础，使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得以高度强化。
这位岑象求同志熙宁五年（1072）被提拔为殿中侍御史，这种官职是掌纠察朝仪，兼知库藏出纳及宫门内事，及京畿纠察事宜，位从七品下，较侍御史（从六品下）低一些。
本来要从京师到蜀地赴任，但象求老兄还是执意绕道杭州来拜访自己的老乡苏轼。
“临行怪酒薄，已与别泪俱。后会岂无时，遂恐出处疏。惟应故山梦，随子到吾庐。”（《送岑着作》）这就是苏轼给老乡送行诗中的诗句，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于这位同乡的送行也绝非是敷衍之举。
熙宁五年（1072）。
转眼间已是阳春三月，杭州城的牡丹花已开始陆续绽放了。
关于栽植杭州牡丹的起源，并且给大家留下春天赏牡丹习惯的人，当地百姓都说最大的功臣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可以说是个“牡丹花痴”，曾写下不少和牡丹有关的诗词，比如“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
唐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二年（822），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下车伊始就遍寻牡丹。次年，白居易打听到开元寺有牡丹，于是喜出望外，立即带人去观赏。
当白居易赶到时，见开元寺中果然种了牡丹，而且花开得非常好，于是就买了几棵，栽在他住的“虚白堂”前。开元寺的牡丹据说是寺僧惠澄自长安获得一枝携回寺里栽种，杭州自此始有了牡丹。
在《移牡丹栽》中，白居易说：“金钱买得牡丹栽，何处辞丛别主来？红芳堪惜还堪恨，百处移将百处开。”（《移牡丹栽》）
白居易还有虚白堂赏牡丹诗：“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其中“郡亭”指的就是虚白堂。一代文豪，加之又是当地的父母官，牡丹种得这么好，于是杭州百姓纷纷效仿他种牡丹，杭州牡丹由此开始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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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牡丹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时期，当时牡丹就已被引入诗歌，距今已有约三千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牡丹是以药用植物的身份被记入《神农本草经》，标志着牡丹已经进入了药物学领域。东晋时期，牡丹的形象开始出现在顾恺之的名画《洛神赋》中，这表明牡丹已经进入艺术领域，成为观赏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