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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谪仙诗人”便感到心有不甘，立志要与崔颢一比高低。
于是，他就“至金陵，乃作凤凰台诗以拟之”，也就是说，直到写出可与崔颢《黄鹤楼》平起平坐的《登金陵凤凰台》后，李白才肯罢休。
黄鹤楼的景致此刻到了苏轼手里，我们来看是如何转化成诗作的：“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叩声清圆。洞中铿鈜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李公择求黄鹤楼诗因记旧所闻于冯当世者》），这前四句即展示出苏诗“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特点。
更为惊奇的的是，在结尾处苏轼还发扬了自己善于运用夸张、比喻的豪放手法，说自己的描述若有世人不信，可以问一问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冯京，“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同上）
冯京，字当世，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人，是宋朝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的状元。
冯京在古代十三位“三科状元”中知名度较大，就连时任宰相富弼见冯京才华横溢，竟先后将两位千金嫁给他为妻，以至于留下了“两娶宰相女，三魁天下元”的千古佳话。
苏轼的意思是，这位状元爷就是武昌本地人吧，我对于黄鹤楼的描述你们可以不信，总不会连状元爷冯京的话也不相信吧！
在中和堂充任考官的这些日子，苏轼得以清闲了二十来天。
每当闲来无事，就会到望湖楼等清雅之地去闲坐赋诗，自己的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了。在给好友、范镇之从孙范祖禹的信中，苏轼介绍了自己的州郡官宦生活。
他说每年的春夏季节倒还清闲，因为庄稼都在生长中，但到了夏收之际，就会非常繁忙，有关盗贼的案件便会堆积如山。其原因不外乎新法刚刚实行，老百姓无力偿还官府的各项税赋，以至于牢狱里已被囚犯挤满。
直到现在，苏轼倒突然怀念起了自己在馆阁中的日子了。
在苏轼所处的时代里，诗坛上还出现过一颗耀眼的新星，那就是当涂诗人郭祥正（遗憾的是，今天却少有人知晓）。
在如今的千年古县——当涂，前后出过两位大才子，在当地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一位是《千字文》的作者，南朝的周兴嗣；另一位据说是李白转世，北宋诗人郭祥正（字功甫）。
郭祥正，字功父，一字功甫，又名谢公山人、醉吟先生、漳南浪士。
史传“其母梦李白而生”，少年即倜傥不羁，诗文有飘逸之气。
他的出现，立即赢得宋朝享有盛誉的诗坛老将梅尧臣的赞扬，还赢得了着名诗人王安石、袁世弼、章望之、章衡等人的赞扬，他们中的多数人都说小郭就是“李白后身”。希望他继欧阳修之后来领导诗坛，成为诗坛盟主，可以说郭祥正的作品对当时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关于郭祥正的身世记录，《宋史》卷四百四十四， 列传第二百三当中有着正式的文字记载：
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方擅名一时，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
梅尧臣老先生的直接确认，正说明郭祥正是“李白转世”的说法，在民间已经非常流行了，以至于在正史中都有了这样的记录。
甚至还有一种民间的说法，逻辑性更为严密：
据传，郭子仪在军中曾犯军纪，按律处斩，被李白救下。
之后，李白拒绝太子李亨请求，到永王李璘幕府。后来永王发动兵变，谋反牵扯到李白，有杀身之祸，郭子仪听闻后愿用自己的官爵来为李白赎罪，之后才有机会遇赦被流放到了夜郎。
二人的互救传为佳话，而李白这个重情义之人，决定在273年之后转世到郭家，报答郭子仪。
这样的逻辑似乎很严密，不过，这毕竟这是个美好的传说。
明代诗人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也曾高度评价过郭祥正的诗歌：
“宋诗信不及唐，然其中岂无可匹体者，在选者之眼力耳。如郭功甫的《水车岭》云：“千丈水车岭，悬空九叠屏。北风吹不断，六月亦生冰。……谁谓宋无诗乎？”
黄庭坚曾经对郭祥正的作品高度评价为：
“功甫诗如此数绝，真得太白体，宜为诸老之所称赏也”。
在这里所说的“数绝”，是指郭祥正收入他《青山集》中的《西村》、《访隐者》及《山居》等绝句。
但是郭祥正的压力其实也是很大的，因为他顶着太白转世的光环，而不知为何太白要选择在唐之后的宋转生，当然这是玩笑话了。
唐代诗歌已经接近完美了，给宋代的郭祥正在诗歌上的突破没有留下多少的空间。而在北宋时期，优秀的人太多了，苏轼应该是顶尖人才，或者说全才了，在他的光芒之下，连欧阳修这样的前辈，王安石、苏洵、司马光这样的文坛大咖，都有些黯然失色，更何况郭祥正呢！
熙宁五年（1072），苏轼出任杭州通判之时，郭祥正刚好除知武冈（今湖南武冈市）令。
至于两人是从何时开始交往的，如今已无从得知。
只知道苏轼在临本州试院考试结束后，突发痢疾，以至于四肢软绵无力，本来有机会当面见到小郭的，却因身体原因而失之交臂，这也是苏轼在给郭祥正的信中所描述的。
八月间，州守沈立离任的时候到了。
自熙宁三年（1070）腊月接替赵拚出任杭州知州以来，到今天的新知州、福州人陈襄前来接任，这前后不过才一年多时间。
在苏轼眼里，这位着有《河防通议》的水利专家与着有十卷本《牡丹记》的花卉专家、藏书家、来自安徽和县的知州大人，不仅能够与民同乐，与自己的相处还算是颇为融洽的。
人该走了，作首诗送行一下，以苏轼的性格自然是少不了的。
“而今父老两行泪，一似当时去越时。”（《和沈立之留别二首·其一》），当年沈立在离开越州前究竟发生了什么感人的场面，我们不得而知，暂不论苏轼此时是否为出于官场上的客套之语，对于沈知州这位老搭档的评价，总之还是极蛮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