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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逢晴日，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秀色可餐，若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山巅主峰慧日峰海拔一百多米，山体多峭壁、空穴，石景颇多，尤以北麓的“南屏晚钟”之景最为有名。
当年苏轼路过此地时，作《南屏激水偈》，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水流只有经过激荡才会归于原处而平静下来的佛理。
此时，苏轼还给东阳（今浙江金华市辖县级市）令王槩（音盖）去信，述说了自己在杭州的事务繁多，老乡极少，每每有了空闲，就只能外出寻访观览当地的古迹与景观。
而苏轼对于“东阳”这个自古以来的游览胜地倒很是向往，因为他极为崇拜的刘禹锡就曾在此地留下过“三伏生秋”的诗句。“落在寻常画师手，犹能三伏凛生秋。”（刘禹锡《答东阳于令寒碧图诗》）
在杭期间，有情有义的王诜驸马曾先后赠予苏轼共计官酒十瓶，果子两篓，此举令苏轼感到欣慰。
这一年，陈陆接任了王廷老的两浙提刑，而王廷老转而出任了两浙转运副使。苏轼为国子监博士、太原人王姬作的《凤咮砚铭》就在这熙宁五年（1060）。
此时，苏轼还给堂兄们写信，商量十六侄苏林的遗孀改嫁之事宜，顺便说了近日自己又添了一个男孩，小名取作似叔（即三子苏过），还谈到自己在杭州的窘迫，新法横行、供应不足、盗贼猖獗，使得人们好像都立在火墩上一样。
在与杭州当地僧人们的交往中，有一位维琳方丈，祖籍武康（今湖州市德清县辖镇），俗姓沈。此人由于行事方正又能变通，就是现在所说的既讲原则又不失灵活，文章写的华丽而又清新，故深受通判苏轼的喜爱与信任。
但是，径山祖师却有遗训，后世只能凭资历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做住持。
可苏轼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为了适应社会实情，那种陈腐迂怪的遗训早就应该被废止了。
于是，苏轼就代表杭州府在众位僧人中将维琳提拔为新任的径山长老。
起初，众人中还有人不喜欢维琳的，可是在维琳日后处事公正的事实面前，都不得不终于信服了。
南屏兴教寺的宝相法师梵臻，和维琳长老一样，也是苏轼所敬重的高僧。
宗本禅师，又称本长老、圆照禅师，也被知州陈襄请进净慈寺做了住持，苏轼还专门以官家的惯例写了《杭州请圆照禅师疏》。
谁知，苏轼与知州陈襄此举，不意竟得罪了一些人。
原本属于瑞光寺的本长老，有人已经去了他那里从中作梗，想让本长老放弃去净慈寺做住持。苏轼只得请老朋友林希从中斡旋，最终才促成了此事。
近段时间，王安石那位有抱负的弟弟——王安国又奉诏甄选秦、楚、蜀三地所晋献的能够入藏馆阁的图书。
在这些备选的图书中，苏轼发现蜀地进献《花蕊夫人诗》写的极为新奇，颇能重振大雅的余韵。
这位花蕊夫人本是五代十国时期知名的女诗人，但由于年代久远，其诗早就被弃之不用了。但是关于花蕊夫人才情与忠诚的传奇故事，却是流传已久：
传说北宋初年的四川，有一位女子，名为花蕊夫人，她不仅容貌倾城，更以才情出众闻名于世。
花蕊夫人原是后蜀主孟昶的宠妃，因她能诗善画，尤其擅长描绘花卉，其作品栩栩如生，仿佛能将四季的芬芳带入画中，故得名“花蕊”。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统一中原后，后蜀被灭，花蕊夫人随宫女一同被俘至开封。
赵匡胤闻其名，欲见其人，便在御花园设宴款待。
宴会上，赵匡胤见到了这位传说中的佳人，只见她端庄娴静，举止间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令在场众人无不赞叹。
赵匡胤问起花蕊夫人：“你可有作诗之好？”
花蕊夫人微微一笑，答道：“臣妾虽不才，却也喜爱吟咏。”
于是，赵匡胤请她即兴赋诗一首。
花蕊夫人略一沉思，随即挥毫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诗表达了花蕊夫人对故国的哀思和对男子汉气概的呼唤，其言辞之中既有对亡国的悲愤，又有对男儿们未能挺身而出的惋惜。
听说赵匡胤读罢，心中颇感震动，对花蕊夫人的才华和气节大加赞赏，决定让她在宫中担任女官，负责教授宫女文学与艺术。
花蕊夫人在宫中并未忘记故土，她时常教导宫女们学习诗词歌赋，还将自己对家乡的思念融入其中，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佳作。她的存在，不仅为北宋宫廷增添了一抹文雅之风，也让后人记住了这位才华横溢、忠贞爱国的女性。
苏轼觉得不能埋没其诗，必须使之得以传世。
于是，苏轼干脆筛选出《花蕊夫人诗》中一些好的篇什，刻在石碑上，供后世的有见识之士去拜读。
在杭州任职期间，苏轼经常在常州、润州之间公干，在润州期间见到了此前的老同事孙立节（字介夫），也就是那位敢于回怼王安石，不肯到条例司来上班的刚正之士。苏轼也就是此时才开始结识孙立节，二人由于政见相同，以至于成为了世交。
此时，孙立节让他的儿子孙勰（字志康）带着自己的学业前来向苏轼求教，苏轼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小孙，还让苏过带着小孙到处游览了杭州的美景。
作为世交，后来孙立节儿子孙勰（字志康）的墓志铭就是苏轼的三子苏过给撰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