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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起来，建茶有以下“六绝”：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绝；二是建安斗茶天下绝；三是建盏茶具天下绝；四是凤山茶神天下绝；五是建瓯茶业天下绝；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绝。
喝了老钱的建茶，然后就少不了与钱安道唱和两首
。我们发现，一旦苏轼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诗时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将自己的内心知无不言、倾囊而出。
这一次与钱安道的和诗也不例外，“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
“七返丹”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传说“七返丹”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
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
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
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
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苏轼的诗词堪称宋代的翘楚，但也有不喜欢他诗的人，方惟深便是其中的一位。
结束完秀州（今浙江嘉兴）的赈灾工作后，苏轼又来到了苏州。苏州名士众多，文采风流，其中有一个名叫方惟深的诗人尤为知名，苏轼特意前往拜访。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后移居于苏州。他早年通经学，尤工于诗，举进士不第，与弟躬耕于陇亩，寄情于山水。
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方惟深是王安石的弟子，和他关系极佳，曾有诗云：
《谒荆公不遇》
春江渺渺抱樯流，烟草茸茸一片愁。
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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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采用融情入境的手法，无一字直接描写访人不遇的怅惘之情，而通过春江、归帆、烟草、柳花、春旗、落日来渲染自己的情绪，深得唐人风致。
据说，王安石非常喜欢这首诗，亲自书写于案前，以至于被其门人误收入王安石的《临川集》。
或许是因为王安石的关系，也或者是两人气场不和，苏轼和方惟深的此次唔面并不愉快，方惟深很不喜欢苏轼的诗文，曾评价道：“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
意思是说苏轼的文笔太通俗、直白，就像驴马横冲直撞，一点诗味都没有。
其实，这都是文人之间的相互斗气，也是艺术追求和性格的不同。苏轼为人洒脱，写诗非常随意，留存至今的就有2600余首，难免良莠不齐。
而方惟深呢，因为和王安石混得久了，写诗极为讲究，追求唐朝人的含蓄蕴藉，故而不喜欢苏轼的说理议论和直白显露，说到底是唐诗和宋诗的闹别扭。
不妨再看方惟深的一首诗：
《舟下建溪》
客航收浦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
倒出岸沙枫半死，系舟犹有去年痕。
这首七言绝句描写旅途夜泊的场景，选用最有特征的景物，巧妙构思，虽是信笔直书，却使人感到身临其境，静谧幽远。
开头的“客航收浦月黄昏”化用林逋《山园小梅》的“暗香浮动月黄昏”，“野店无灯欲闭门”则化用韦应物《滁州西涧》的“野渡无人舟自横”，皆不露痕迹，看得出方惟深用功之深。
但是，老方却不喜欢苏轼的诗，认为苏轼的诗大多“淫言亵语，使驴儿马子决骤”，这在历朝历代苏轼的粉丝圈里，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看来，古往今来不管什么人都是难以做到让所有人都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