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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七年（1062）初秋，苏轼游览了杭州灵隐寺后山的高峰塔。
站在高峰塔下远远望去，只见云海茫茫，飞鸟下翔，耳边的钟磬之声忽远忽近，在破败的高峰塔下仅见到一位耳聋的老道人，如今已是贫病交加，口粮不继。
反观自己，苏轼心里明明知道自己也许此生不会再来这里了，但真正要离开此地，此刻心里却更加地彷徨。只好让随从给老道留下一匹布，因为据说今年的初冬时节天将早霜。
杭州的营妓已经动身前往苏州去迎讶新来的知州大人，而苏轼作为临时的负责人，也顺手赋了一首《菩萨蛮》寄给了苏州知州，还赋了一首《诉衷情》送别陈襄，同时迎接新知州杨绘。
八月十三，陈襄要离开杭州去往南都（宋时南京的别称）了，苏轼与杭州府签判孙奕（字景山）等僚属与陈襄作别于佛日净慈寺，苏轼知道，这次陈述古是真的要走了。
送别陈襄之时，苏轼又用心赋了几首词作，这还不算，又一直将这位志同道合的老上司送到杭州城北的临平县，再赋一首《南乡子》作为留念才算了事。
八月十七，与陈述古两易其任的杨绘杨大人顺利到任。
此际，正值杭州城丹桂飘香的时节，苏轼收到了上天竺寺僧人特意送来的桂花，他不忍独享，郑重地分赠给他的新上司兼老朋友杨元素。
那时候，天竺的桂花还是一种稀罕物，只不过今天的杭州已经是遍植桂树，桂花已正式成了杭州的“市花”，每逢金秋时节，金桂、银桂、丹桂相继盛放，满城桂花飘香，今天的杭州老百姓在每一个桂花季，都能够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到金秋桂香带来的清新与欣喜。
在苏轼倅杭的职业生涯中，离任前还有最后一件公事要办，那就是深入到属地去组织灭蝗。
多灾多难的中国历史上曾经蝗灾迭起，《诗经》中就已提到“去其螟螣（螣即蝗虫），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蝗虫极喜温暖干燥，蝗灾往往和严重旱灾相伴而生。蝗灾发生后，大量的蝗虫吞食庄稼，使得农作物完全遭到破坏，人们常会因粮食短缺而发生饥荒。
苏轼灭蝗的第一站是临安县，在临安重过海会寺时，苏轼作了清心堂诗，并观看了蔡君谟所书《海会寺记》手迹。
此时，蔡君谟已经辞世六年了，而海会寺的明禅师也已经七十四岁高龄了，好在明禅师如今耳不聋眼不花的，把寺院整修的更加壮观了。
苏轼扑蝗至於潜县南二十五里的浮云岭时，在山行疲倦之际，突然怀念起自己在齐州任职的弟弟苏辙，就在这浮云岭上写了两首诗。
也许是由于亲情的关系，苏轼在诗中除了给弟弟简单介绍一下此刻对蝗灾的忧心外，还毫无掩饰地写下“独眠林下梦魂好，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子来何处问行藏。”（《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苶有怀子由弟》）这样的诗句。
后来《乌台诗案》爆发，当反对者提到这四句诗时，苏轼自己解释说：“意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烦杂不可办，亦言己才力不能胜任也。”，这也正是苏轼的痛苦所在。
总的说来，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本是一种进步，但新法本身并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加上新法执行中的某些偏差，已经给农民们带来了不利。
当时，杭州境内，蝗虫上盖日月，下掩草木，虫声与钱塘江潮声此起彼伏，农民们用草蔓裹捆的蝗虫尸体埋于路边，一堆一堆相连的，竟堆了二百余里。捕杀的蝗虫数量，据官方统计是“近三万斛”。
然而，那些无良小吏却向朝廷报告蝗虫并没有构成灾害，甚至说蝗虫还能为民除草！
苏轼因捕蝗至於潜，看到蝗灾已经够让人忧心了，可朝中官员却为了推行所谓的新法，不惜编造谎言以蒙蔽圣上，面对这种情景，只好作此二诗寄给弟弟苏辙，以纾解自己心中的抑郁与沉重之情。
八月二十五，苏轼一行到了新城县（今富阳新登镇）西七十里南新乡的青牛岭，青牛岭原名宝福山，山上有青牛岭和多福寺，此地人迹罕至，白云常覆其顶。
在青牛岭的高绝处，多福寺这座不知名的破败小寺孤零零地隐于山间，好像在静候着苏轼的到来，苏轼到此便给此寺的壁上题了诗，诗尾用洒脱的口气作结，“明朝且复城中去，白云却在题诗处。”（《青牛岭高绝处有小寺人迹罕到》）
后世的纪晓岚读到此诗赞叹不已，说苏轼的这首诗句句脱洒，虽在咫尺却有万里之势，尤其是结尾的两句结得极为飘渺，中间似有寓托，不同于那些“窃窃冥冥”之语。说白了，纪晓岚先生就是觉得这样的结尾不虚伪、不做作，足够真诚直白之意。
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首“不事做作”的小诗，青牛岭上的这座小寺才得以为今天的我们所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