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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丰元年（1078）年，秦观与苏轼在徐州相识，再到元符元年（1100）秦观去世，一共二十二年，虽然二者直接接触时间不算很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风风雨雨，无论环境怎么变化，秦观苏轼两人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这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里，有过对现实和朝廷的不满，有过寄情山水的情怀和对生活的满足，二人就这样共同进步，相互陪伴，一直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
这是后话。
在席上，老孙向苏轼介绍了秦观的诗文后，又神色凝重地取出来杜叔元（字君懿）此前所藏的唐代宰相许敬宗的私砚，现在已经是老孙的私藏了。
杜叔元我们前面提及过，他是苏轼父亲苏老泉的好友，曾经在苏洵参加科考前送过他一支自己珍藏的诸葛笔。
苏轼知道，这方老杜家世代相传的许敬宗砚，是用端溪的紫石制成的，其温润似玉、杀墨似风，苏老泉早就想得到它，曾向杜叔元求过此砚而未得。
这次又在孙觉家见到它，苏轼说起初自己根本就不相信这是许敬宗的私砚，但是后来听说有人在钱塘江里网到一个铜匣，上面有“铸成许敬宗”的字样，把砚放进去严丝合缝，还有容纳两足的地方，竟然不差分毫。
杜叔元以前曾对苏轼说过，自己家里徒穷四壁，只有这一方砚台尚且拿得出手，想以此为润笔之费，请苏轼在他死后给自己写一篇墓志铭。
苏轼早就不想写这种东西了，所以就当场拒绝了老杜。谁知，老杜死后，他的儿子杜沂又拿着该砚去求苏轼的朋友孙觉，想让孙觉为其父写墓志铭。
最后，孙觉无奈收下了杜沂的砚，为杜叔元写下了墓志铭。
这次，孙觉又拿出这方许敬宗砚让苏轼看，并说，许敬宗生前做了那么多坏事，这方砚早已就被他玷污了，自己要不是看杜沂可怜，说什么也不愿收下此砚。
可苏轼觉得，许敬宗再怎么样，这方砚却是没有什么罪过的，所以有必要为此砚平反。让孙觉遗憾的是，此砚的铜匣，如今被一唐姓人家收藏，求之而不得。苏轼就劝孙觉道，砚台之美不在匣上，既然匣上已经有了许敬宗的名字，那么再去收藏就没有意义了。
到了楚州（今淮安），苏轼与孙洙（字巨源）终于要各奔东西了，孙洙此次回朝是要出任起居注知制诰，苏轼只得为孙洙写下了《更漏子》相赠。
仕途上，苏轼与孙洙均与王安石的政见不合，有着共同的政治遭遇。为了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解脱出来，二人皆有乞外任的经历。
今年的八月十五日，孙洙从海州离任回到扬州老家，正好在润州（今江苏镇江）多景楼与北上赴密州的苏轼相遇，二人还与同在润州的丹阳人王存（字正仲）同游了甘露寺。
“海东头，山尽处，自古客槎来去。槎有信，赴秋期，使君行不归。”（《更漏子·送孙巨源》）而今，这对难兄难弟就要分别了，这不由得引起了苏轼离情别绪。
与孙洙别后，苏轼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又一次经过淮河，“好在长淮水，十年三来往”（《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其一》），这是苏轼生平第二次的过淮。在此后的贬谪生涯中，苏轼还要再次地经过淮水而四处奔波与飘零。
熙宁七年（1062）冬月。
望日。
苏轼的船只到达海州（今连云港），海州太守陈汝奭（音势）邀请苏轼相会于景疏楼上。
陈汝奭，字公武，原籍福建晋江，后徙居丹徒（今镇江市丹徒区），曾任过眉山县令，与苏轼相交已久。此次苏陈二人重逢于海州景疏楼上，那可真是百感交集。
海州，如今是连云港的一个区，古时候却是一个县，叫朐县，也曾叫朐山县。而景疏楼，是海州的名楼之一，原坐落于州治东北，为石曼卿通判海州时所建。
苏轼在海州做了《二疏图赞》，“二疏”，是西汉宣帝时的两位名臣疏广与疏受（兄长之子）。
石曼卿通判海州时认为二疏的故里即在海州，为了颂扬二疏的高尚气节，“景疏楼”应运而生，此楼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争相膜拜的打卡胜地，明代海州八景中的“疏楼夜月”就发生在这里。
或许正是由于石曼卿、苏轼、孙洙等历史名人都与这座景疏楼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景疏楼”被列入了今天的“海州八景”之中。
在海州，苏轼带领家眷登临朐山（即连云港市西南的锦屏山）观看了日出，还游览了朐山县的临海石室，当时苏轼家有一位擅弹胡琴的婢女，就在石室里弹奏了一曲《濩索凉州》。
《转关》与《濩索》原是两首从唐代起即流行于中原的琵琶曲，根据曲意，琵琶手们常把《转关》与《六幺》、《濩索》与《梁州》同奏，“梁州”古时候又名“凉州”。
神奇的是，那位婢女弹奏之后，石室里竟然有了冷飕飕的冰车铁马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