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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韩忠彦又来相求，苏轼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于是就流着泪写下了《醉白堂记》。
送走了韩大人，诸城县令赵昶（字晦之）被罢任，要回海州。老顽童张先寄诗来，还有友人作了《光禄寺二绝》给苏轼，作为当时的文坛名人，这些事都要苏轼去作诗或是唱和的。
这些时，苏轼还两度上书文潞公文彦博。
一是向文潞公反映了在京东与河北路实行食盐官府专卖的害处，二是要向文潞公反映密州一带的民风彪悍，自己以往用奖赏举报人或直接抓捕者以钱财这种方法，现在看来确实有效。
但近年来朝廷以灾年为由，降低了奖赏的额度，使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告密或是抓捕者丧失了动力而作罢，苏轼自认为人微言轻，想请文彦博代为向朝廷反映这一问题。
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最后也没有明确的结果。
毕竟，此时的文彦博因激烈地争论说市易司监卖果实，有伤国体，会引发百姓怨恨，此举引起王安石的嫉恨，被移判大名府。文潞公自身都难保，哪还有能力去管一个闭塞小州的政事呢?
心中郁闷的苏轼，只得到通判赵庾家里去对饮，借着酒水的麻醉，苏轼暂时忘却了政事上的烦恼，在老赵这里还做了三首诗，通过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了自己的忧愁。
任密州太守的第二年，经常采杞菊而食的苏轼，不仅没有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消瘦，反而是容貌渐渐丰满起来，花白的头发一天天地变黑了。苏轼很喜欢当地风俗的淳厚，而当地的官民对苏轼的治理也慢慢接受，变得安之若素起来。
眼看政局初定，苏轼便开始整治官衙的园圃，打扫庭宇，把园圃北面的一个旧台修葺一新，邀请宾客登台游览，在上面南望马耳、常山，远望长啸，抒发情怀。
在齐州的弟弟苏辙听说后，给这座台取名叫“超然”。苏轼极为认可这个名字，于是就写了一篇《超然台记》以抒怀。
就在苏轼的《超然台记》正被朋友在圈子竞相传阅之时，包拯的外甥文勋来密州办事，给苏轼谈到了自己手头现有一古本《阳关曲》，引起了苏轼的兴趣。
文勋，字安国，庐江人（今属安徽），官至太府寺丞、福建路转运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以及温州瑞安县令等。此人工篆书，南岳镇南门有其篆书“南岳”二字，为世所珍，后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李之仪、毛滂等均有交游。
苏轼所知的《阳关曲》是把全曲共分三大段，用一个基本曲调将原诗反复咏唱三遍，故又称“阳关三叠”，是根据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谱写的一首琴歌。
《阳关三叠》这首感人至深的古曲，是我国古代音乐作品中难得的精品，千百年来被人们广为传唱，有着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琴歌开始加了一句“清和节当春”作为引句，其余均用王维原诗。后段是新增的歌词，每叠都不相同。每叠又分前后两段，后段为新增歌词，每叠不尽相同，带有副歌的性质，分别渲染了惜别之情和期待情绪。
只可惜，到了宋代，《阳关三叠》的曲谱便已失传了。
苏轼与包大人的外甥对此种曲调很感兴趣，但又无法搞清《阳关三叠》曲谱是如何叠唱的，最后苏轼只得出了此调第一句“引词”不需叠唱的结论。
到了立春日，苏轼就让乔叙、赵庾作陪，邀请文勋过来聚会，由赵庾主会，苏轼当时身体不适，加上不善饮酒，就在酒桌上观看诸公的醉笑之语，聊以解闷。
过了几天，在杭州时的老伙计晁端友于京师去世。
老晁在熙宁中为新城（今富阳新登）县令时，颇有善政，就是这一时期与苏轼常有交游。
晁端友为人淳朴耿介，见官府有不便民之处，辄上书论列，措词激烈，因此，不为上官所喜。按事又不挠于法，同僚亦多忌之，是故为官不达，从仕二十三年，在着作佐郎任上故去，卒年四十七。
晁端友之子晁补之，我们前面也多次提到过，那次在新城县陈氏园里因谒见了苏轼为世人所知后，后来又成了“苏门四学士”之一。
其父亡故后，小晁拿出父亲的诗集，想让苏轼作序。苏轼大吃一惊，交往这么多年，老晁根本就没有提起过写诗作文之事，苏轼也不知道他竟会作诗。
当苏轼翻开他的诗集后，见他的诗中虽没有高谈大论，但论事都清楚明白，于是就郑重地为老晁的诗集作了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