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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天，朝廷下达了诏命，苏轼被移知河中府（今山西省永济县）。又得知，乔叙被改为知施州。
调动工作的诏命下达后，苏轼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做一些扫尾的工作。
比如，密州当地有发生了秋旱，苏轼仍要到润民侯那里去祈雨。诸城铁水的乔叙要外任，自然也得作首诗送行一下的。
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时，当地流传着一位盖姓前贤的故事。说是曹参为齐相时，曾用盖公所学的黄老之术，使得齐国大治，后来又用此法治理天下，一样的十分有效。而盖公所用之法，无非是治理国家就像治病一样，不要胡乱用药，只需清净无为等等。
苏轼对于盖公的事迹很感兴趣，于是就在当地用心地找寻盖公的墓地及后人。可惜的是，有关盖公的身后的东西均已荡然无存了。不死心的苏轼，又把府衙旁的一座处所，加以修葺，取名“盖公堂”，还作了《盖公堂记》，想以此堂来接待像盖公那样的贤者。
接着，苏轼还找来画工，让其将润州甘露寺内陆探微所画的师子图临摹一幅，挂在盖公堂中，苏轼还作了赞。
雁过留声。苏轼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想把自己认为美好的东西留在密州，使之能继续地教化或是激励当地的百姓。
直到有一天，知河中府的调令终于下来了。
十月间，苏轼还专门去了一趟常山，亲自昭告常山神已被封侯的喜讯，并作了祝文。
黄庭坚的二舅李常（字公择），少年时曾与其弟李布（字公南）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僧舍读书，并藏书万卷。
中进士后，李常遂将藏书九千余卷捐献出来，成立一家私人图书馆。现在，老李曾经居住的居室已被圈内称作“李氏山房”，这段时间应李常之情，苏轼为之作了《李氏山房藏书记》。
老朋友周邠寄来了《雁荡山图》，还在上面作了诗，苏轼次韵答之后，还在给周邠的回信中告诉老周，今年的腊月上旬，自己就要离开密州了。
苏轼的老乡、梓州铜山（今四川三台西南）人苏澥（字浩然），此人非常喜墨，还会用高丽煤加远烟制墨，他制的墨极为当时的士大夫所看重。
近日，苏澥将出任京东东路安抚使、知青州。我们前面提到过，青州是个出宰相的地方，按照当时的惯例，青州的知州一般要由京东路的安抚使来兼任的。
苏澥升官后，还曾向朝廷推荐苏轼做外陟侍从。
“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这是苏轼在离别前最后一次登超然台，他眺望着明月的赋下的《江城子》里的词句里，一种惆怅于心的离情别绪跃然纸上。
离别前，苏轼还是要还一些好友之间的文债的。
利州路转运判官鲜于侁（字子骏）作的《八咏》诗，苏轼在其后作了跋，还称赞鲜于侁为政“上不害法，下不伤民，中不废亲”。
朝廷应汀州（今福建长汀）知州许当之请，赐已故高僧定光法号为定应。定光本为泉州人，俗姓郑其名自严，因为民祷雨有功，为历任州守所重。现定光被朝廷所表彰，所以苏轼就因人所求，给该高僧的身后写一篇赞文。
在密州时，苏轼无意间发现盖公堂故址偏西方向有块大石头，当时已半埋于尘土之中。仔细端详后，苏轼见此石质地温润，石质坚硬，询问当地人，说是产自诸城姚家村的石料，俗称“姚玉”。
于是，苏轼就找来工匠，将这块石头经过雕琢，制成了一方砚洗。
直到清道光年间，诸城的丁氏园里还有此物。当时的县志还有记载：说它周围长三尺，高尺余，正面横刻“砚洗”二字，左侧竖刻有“熙宁九年子瞻制”的行书字样。
另外，据说当地的九仙山的白鹤楼的牌匾亦为苏轼这一时期所题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轼题写的“白鹤楼”三个字仍然清晰可见，只是旁边的“宋熙宁九年苏轼制”的字样有些模糊不清了。
苏轼还把在密州这几年所作的《薄薄酒》、《水调歌头》、《后杞菊赋》、《超然台记》抄给驸马爷王诜，知密期间，二人时不时地还会书信互动一番。
这一时期，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的老丈人陈舜俞（字令举）病逝。
作为诗词与政治立场相似的知己，苏轼在给老陈的女婿周邠的信中是这样说的：你岳父大人的离世，令我有不复有活在世上之念，细想陈老先生之所以不能长寿的原因，以他这样淡泊名利的个性，实在是找不出理由，不应该呀！每逢想起这些，还是不由得涕泪双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