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郓州须城人梁焘（字况之）自明州（今浙江宁波）经徐州回汶上，苏轼与弟弟冒雨为之送行。之后，苏轼还带弟弟泛舟于汴泗之上。
至于徐州李邦直所造“快哉亭”，苏轼为何以“快哉”名之呢？
据《辞源》解释：亭者，有顶无墙之建筑也。亭子一般有两大妙处：一是赏景，二是临风。
赏景则是外在观感的延伸，临风则是内在心灵的感受。一般站在亭台之上，由于没有围墙的遮拦，能够极目远眺，自然首先以赏景为主。苏轼登亭临风，他感受到的是“千里快哉风”。由“亭”而“风”，由“风”而“快”，这或许就是苏东坡为亭命名“快哉”的原因。
然根据苏轼和苏辙的诗文，“快哉亭”应该有三处：密州快哉亭、徐州快哉亭、黄州快哉亭。
临风称快而曰“快哉”，并联想到宋玉《风赋》“雄风”、“雌风”之说也并不是从苏轼谪居黄州开始的，苏轼在与三处“快哉亭”相关诗文中，都提到“兰台”“风有雌雄”的内容。
只不过，此时的苏轼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仕途之凶险，所以他对“雄风”与“雌风”之说还没有多少深究之意。
这期间，苏轼还同徐州酒税吴琯（字彦律）、徐州教授舒焕（尧文）、当地人郑仅（字彦能）一起分韵赋“快哉此风”。郑仅正是因为与苏轼的这次出游，被苏轼称之为“良士”，始为世人所知。
彭城令颜复（字长道）将要赴阙（入朝陛见皇帝，等候安排），苏轼写诗送行，并让颜复给老朋友王巩捎去一封书信，想邀请王巩能在今年的重九之日来徐相会。
王巩是个标准的官三代，有隽才，擅长作诗，苏轼赞其诗“清平丰融，蔼然有治世之音”，况且王巩还是恩师张方平的女婿。在京师时，苏轼与王巩就有交情，现在自己常年外任，思念老友之心是与日俱增。
颜复为颜太初（凫绎先生）之子，乃“复圣”颜子第四十八世孙。
正是有着这层关系，小颜想让苏轼给景佑诸公送给其父“凫绎先生”的诗稿后面题跋。苏轼没有想到，在“凫绎先生”故去后，还会与其子颜复一见如故、时常交游。
苏辙自从随兄长来到徐州，转眼已经百余日。
苏辙今日就要回归南都了，临近相别，兄弟二人会宿于逍遥堂。
在逍遥堂里，苏辙想起幼年时期跟哥哥子瞻一起读书，一天也没有分离过。等入仕之后，常常是四处为官，聚少离多。
有一天，当苏辙读到韦苏州诗中“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时，不免感慨万千，于是相约能早日退隐闲居，吟诗作对。
哥哥最开始在凤翔做判官时，曾经留自己一首诗，说何时能在下雨的夜晚再一起听雨。后来，他去了杭州，而自己一直滞留于淮阳、济南，七年未曾得见。这次在徐州时才得以朝夕相处了一百天。此时就住在逍遥堂，苏辙又想起十几年前夜雨对床的誓约，特作小诗两首。
其中有“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逍遥堂会宿二首·其一》）句，风雨声竟使苏辙误以为实现了“夜雨对床”的盟约而高兴，甚至忘怀了眼前兄弟二人不过是漂泊在彭城，该诗道尽了兄弟二人生死难离的血肉亲情。
夜宿逍遥堂之后的日子里，苏轼又带着弟弟一起游览了台头寺的石经院和云龙山，分别题诗与留题，还带着苏辙到徐州城西二里的云龙山上去拜访了隐士张天骥。
云龙山，因时常山出云气，蜿蜒如龙，故名。
张天骥 ，字圣涂，自号云龙山人，又称张山人。此人不求闻达，醉心于道家修身养性之术，常隐居于徐州云龙山西麓的黄茅岗，以躬耕自资，并奉养父母。
苏轼早年也曾受到道家思想的熏陶，加之仕途坎坷，政治上屡遭挫折，更助长了放达旷逸的性格。因此，苏轼与张天骥相处十分投洽，常常带着宾客、僚吏甚至歌伎到张天骥的放鹤亭饮酒，张山人“提壶劝酒”，倾心相待，苏轼每每在此大醉而归。
已七十四岁高龄、隐居潜山的王景纯来到徐州游历，在徐州住了三天，给苏轼传授了一些神秘的炼气之术，苏轼回赠以诗。
这位王景纯名气不小，他曾任藩镇幕僚，辞官之后隐居于长子县（今属山西长治）城南五公里处的潜山，当起了私塾先生。按说这样的人生并不算精彩，可他有两个非同寻常的儿子：大儿子王曙（字晦叔），官至北宋宰相，是寇准的女婿；二儿子王映（字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
熙宁十年，又到中秋，苏辙在徐州也效仿哥哥赋了一首《水调歌头》，也许是苏辙“自小旷达，天资近道”（苏轼语），所作的中秋词现在少有名气。
倒是苏轼一口气连作三首：《赠张继愿》、《答李公择》、《中秋月》，并将这三首分别以阳关曲歌之的诗凑成一处，标其题曰《阳关三绝》。
你还不能不服，苏轼信手拈来的“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中秋月》），以朗朗上口的语调，以及对人生别后重逢与聚散无常的感叹，再次为后人们所传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