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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关于玉石真假的话题就已存在。
在徐州府衙里，有一位名叫贾佑的将军自称最懂玉石。
有一次，他告诉苏轼，当今世上的真玉石少之又少。别看有的玉石用钢铁都刻不动，必须用金刚砂打磨才能成型，世人就以为这就是真玉了。其实不然，这还仅是一些上好的珉石，那些必须用定州磁的棱角也划不动的，才是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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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也被这一说法弄得模棱两可，只得去问问专业的老玉工，老玉工对此也表示闻所未闻。
苏轼的小舅子、王缄王秀才自蜀中来徐州，现在又将返回，“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苏轼忍不住作了一首《临江仙》相送：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王弗归葬眉山至妻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其间相隔正好“十载”，这“十载”苏轼没有一年不在想念王弗。
王缄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往日的回忆，日渐平复的感情创伤重又陷入了极度的痛楚之中。“凭将清泪洒江阳”，这句的意思是：今日送别，请你将我伤心之泪带回家乡，洒向江头一吊。
王缄此来，与苏轼盘桓数日，苏轼得知“故山好在”，自感宽慰，但又觉得自己宦迹飘零，赋归无日，成为天涯孤客。于是，不禁悲从中来。
苏轼当时因为与变法派政见不合而被迫外任，内心本来就有一种压抑、孤独之感，眼下与乡愁、旅思及丧妻之痛搅混在一起，“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其心情之坏，更是莫可名状了。
送走了王秀才，王安国（字平甫）同志又去世了。
王安国工诗善文，词尤博采众长，工丽曲折，近似婉约派。诗工于用事，对偶亲切。其天才逸发，器识磊落，文思敏捷，曾巩谓其“于书无所不通，其明于是非得失之理为尤详，其文闳富典重，其诗博而深”。
王安国不仅是一个政治人物，也是一代文豪，诗、词、文三类作品众多。他去世后，家人汇集其诗文编为文集竟达一百卷，曾巩为其作了序。
安国不但文才出众，而且长期尽心尽力侍奉母亲，广结善友，是个出名的贤士。
因是王安石胞弟，熙宁四年（1071）任满回京，神宗召见，询问外界对王安石变法的反映。王安国对王安石变法亦不甚理解，颇有微词，直说道：“恨之人不明，聚敛太急耳”！(外面说他用人不当，敛财太急了)。
这与神宗的想法相悖，神宗不悦，未予重用，只授予崇文院校书，后改为着作佐郎秘阁校理，世称王校理。
王安国在初与苏轼交往时，还是对自己的才学极为自负的。
比如，他《甘露寺》诗中有两句比较得意：“平地风烟飞白鸟，半山云水卷苍藤”。苏轼是何等水平，当看到王安国的大作之后，对其言道，阁下的两句诗，精气神全在“卷”字上，但美中不足的是，“飞”字与其不相称也！
平甫表示愿闻其详，于是苏轼用一“翻”字易之，遂成了“平地风烟翻白鸟”。平甫才终被苏轼的才学所折服，后来二人终成志同道合的文学知己。
王家兄弟中，数王安国与苏轼最为投缘，也交往最深。因此，他的早逝（活了四十七岁），令苏轼极为痛心。
熙宁末，苏轼的《眉山集》问世。
据传，有位叫章元弼的人，自己相貌极为丑陋，但娶了位美貌妻子。小章同志十分嗜学，尤其是得到了《眉山集》之后，更是废寝忘食。
其妻不解，后始知夫君是因读一本叫《眉山集》的书，而忘了回屋睡觉，可见此书在市井中的受欢迎程度。
在徐州，苏轼还评价过一位狂人。
此人叫慎东美，字伯筠，钱塘（今杭州）人，甚为狂狷。秋夜的他，曾待潮于钱塘江沙地之上，面前放酒樽与酒杯各一，对月独饮，意象傲逸，吟啸自若。
正好顾子敦从旁路过，也怀揣一只杯子，二人于是开始对酌。伯筠不问，子敦也不说话。酒尽后，各自散去。其做派与李之仪所记元积中招待他“命酒三斗挹大觥以沃之”，中间不交一言的做派完全一样。
像这样嗜酒任性而且喜欢狂草涂壁的人物，只在乎尽兴发泄而对结果毫无顾忌。他的字却被苏轼批评为“篾束枯骨”，他则回应这个意思王逢原早就以“铁索急缠蛟龙僵”形容过，不过一是俚白一是诗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