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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轼被流放惠州、儋州期间，章惇都是手握执政大权、威高震主的宰相。苏轼先生也完全清楚，章惇是他最凶恶的敌手。他甚至也清楚，以章惇的个性，要置他于死地，完全在意料之中。
但章惇凶恶的程度和手段之毒辣，也许还是超出了他的想象。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于苏轼与章惇之间较为复杂的爱恨情仇，我们以后会详加解读。
现在的苏轼与章惇，还是一种好朋友加同年的关系。
乌镇人沈沔，邀请苏轼为他家的天隐楼题诗。
天隐楼，为是沈沔所建。十几年里，沈沔广泛征求名家题诗，天隐楼，可以说是越隐越出名。
“楼上新诗二百篇，三吴处士最应贤。非夷非惠真天隐，忘世忘身恐地仙。”（《题沈氏天隐楼》），苏轼题诗前，天隐楼上的题诗已经非常多了。但苏轼毕竟是苏轼，满满地文化自信，他看了这些诗，提笔写下了这首《题沈氏天隐楼》。
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州西安县）人何恭（字钦圣），给苏轼寄了一首超长的七言诗。
在当时，因为王安石的学术极为冷僻，其三经精义更是不得人心。而何恭这位官员则是反其道而行之，挑灯夜战，搜索枯肠作下了一首“语甚瑰伟”的长诗进献给苏轼，想让苏轼今后去推尊王安石。
苏轼接到长诗后，对于何恭那种语不搭调的溜须拍马之言，虽然心存不然甚至是作呕，但还是礼貌性地婉拒了。
元丰二年，苏轼已经四十四岁了。
春节过后的正月初七，苏轼带领一众幕僚及京东第二将雷胜等人，在徐州城西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射猎活动。
原来，陇西人雷胜，由于平素勇猛果敢应招入伍而得到官职，现任京东第二将。此人不仅臂力超人，骑马射箭都敏捷精妙。徐州人都想一睹此人的风采，于是苏轼就借这次狩猎活动，搞了一场全民大联欢，以拉近军民之间的关系。
当时参加的人还有，殿直郑亮和借职缪进，这两个人都骑马而来，对于弓箭刀枪，无不精通。此外还有驻泊黄宗闵，这个人看外表像是个书生，但着戎装骑马时，能够一马当先超越众人。
这天，刚下过一场小雨，地面湿润，微风和煦，前来围观的军民有好几千人等。
苏轼决定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十个字为韵，令参与者分别赋诗。结果，以武力着称的雷胜自然不擅此道，张口结舌、面红耳赤地半天也诌不出一个字，苏轼只得捉刀为其代作一首。
各位诗成之后，苏轼又专门写了一篇《猎会诗序》，附在众人的诗后，作为此次活动的纪念性文字。
元丰二年（1079），元宵节。
苏轼应好友王巩之请，为其父懿敏公王素（字仲仪）作了《王仲仪真赞》。另外，王巩还想请苏轼给他们家族的三槐堂做一篇记文。
三槐堂位于京师开封的仁和门外，因为王巩的曾祖、兵部侍郎王佑手植三株槐树而得名。
当年的王兵部手植三株槐树的本意，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家族能出一位位列三公的人物。结果，到了第二代他的儿子王旦在真宗朝就被封为魏国公，后官至宰相，果然成了位列三公的人物。
四天后，七十二岁的赵清献公赵拚被朝廷加太子少保致仕，退居衢州。
也就是说，赵拚以“太子少保”的级别光荣退休了。
太子少保，为东宫官职，均负责教习太子。太师、太傅、太保，都是东宫官职。太师教文，太傅教武，太保保护其安全。少师、少傅、少保分别是他们的副职。合称“太子三少”或“东宫三少”。
后来已是名存职异，只是一个荣誉称号，一般作为一种荣誉性的官衔加给重臣近臣。古代不少人的太子太保等头衔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真的给太子上课。
赵拚在任上的弹劾不避权贵佞幸，美誉鹊起，京师称之为“铁面御史”。
他极力要求朝廷区分君子、小人，认为：“小人虽然过失小，也应努力清除；君子不幸犯了过失，却应保全爱惜，以成就其德行。”不管是在外任职，还是身居朝堂，没有他做不好的地方。
带着对赵老先生的敬重之情，苏轼在闻知赵拚致仕的消息后，真心地上了一道贺启。
刚忙完赵清献公的事情，次日，苏轼就得到了大表哥文与可病逝于陈州的噩耗。
表哥文与可刚刚六十二岁，苏轼对于这位大表哥常常是称颂不已，说他的为人“端静而文，明哲而忠”，与可老兄独独对竹情有独钟，把竹称为“竹君”。
如今，这位始终在私下里默默地规劝自己、提醒自己的兄长般人物，真的与自己阴阳两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