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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苏轼在给他的信中，就说自己“罪大责轻，得此已幸，未尝戚戚。但知识数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已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绝。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至此，从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遭受了整整四个多月的牢狱之灾，一场声势浩大的“乌台诗案”终于落下帷幕。
“乌台诗案”那一百多天里，苏轼从湖州到京城，颠簸万里，除身体折磨外，心理上也有由起初的大起大落，到后来的死里逃生，既经惊恐、哀伤、疑惧之苦，又历重见天日之喜，情绪上的大转折，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之后的一贬再贬，从黄州、惠州再到儋州，追根溯源，这一切的开端，都可从“乌台诗案”算起。
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一年苏轼虽有“心似已灰之木”的感慨，但对“乌台诗案”，终究是难以释怀。
最后，十二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
元丰三年（1080）二月，苏轼遂因“乌台诗案”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出狱后，苏轼禁不住兴奋，又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为：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
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
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予投檄向江西。
——《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在这一首诗里，苏轼也知此次入狱是为文字所累。
“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此后当白日纵歌，却不可估名学王勃，再舞文弄墨，重获罪衍。
王勃曾代沛王鸡起草向英王鸡挑战檄文而获罪。“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现时因家贫而无法辞官，但日后也当以佛法自求解脱。苏轼早具佛老思想，经此一案，更是往佛法里去了。
据传，就连当时给苏轼传递诗作的狱卒也不解地说道，——（苏学士）犹不改也！
然而，平心而论，在这些被作为苏轼讽刺新法证据的诗歌中，虽有一些属于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以此加罪于苏轼，不免冤屈，但其中多数作品意在讽谏却也是事实，而且苏轼自己对此也并不讳言。
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诗文创作数量锐减，心态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逢人欲觅安心法，到处先为问道庵。”（《次韵子由寄题孔平仲草庵》），苏轼到黄州后变得“忧谗畏讥，惟求避祸”。而在创作题材和风格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
苏轼后期的诗尤其是“和陶诗”中，常常试图用老庄之说，将昔日出处进退的烦恼与是非曲直的争竞，以及悲欢离合的情感纠葛，一笔抹去，诗也就显得真淳素朴，省净自然，而与往日诗歌中清奇、旷放、雄健的风格相比，已大不相同了。
这是后话。
此外，“乌台诗案”对宋诗的发展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乌台诗案”的出现，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诗歌讽谕传统可以被践踏、文学创作可以被横加干涉、无端打击的先例。在文学批评史上，也进一步造成了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也就是以比附说诗的风气。”
抛开文学家的身份，“乌台诗案”也让苏轼个人的人生和仕途发生了重大转折。苏轼虽元佑中曾回朝，仕途也达到其人生的顶峰，但总的看却是一步步走入苦难的深渊。
不止宋诗，就连宋词也在不久之后，风格上悄然发生了变化。
元丰二年（1079）年底，秦观到达越州任上。
秦观在越州作过一首《满庭芳》，其中有：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此句极为苏轼所称道，就取其首句的“山抹微云”，将秦观称作是“山抹微云君”。
此说法极为当时所传，然而苏轼却常以长短句中的气格为病态。故还常常戏言“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而“露花倒影”自然是柳三变《破阵子》中的首句。
我们知道，在苏轼以前，北宋词坛上是婉约派占据统治地位，内容大抵以写男欢女爱、风花雪月、离愁别绪之类为主，被囿于“艳科”的樊篱之中。
其间，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王安石等人对此虽有所矫革和突破，但未成风气，影响不大。一旦横绝一世的文学巨匠苏轼闯入词的领域，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有勇气也有能力冲破这种传统的狭小的框架，使词成为士大夫抒写怀抱、议论古今的工具，词风也随之一变。
苏轼革新宋词的功绩最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对题材的开拓和词境的放大上，他将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进而推之于词的领域，用词的形式表现诗文的传统题材，诸如咏史怀古、山水田园、赠答伤悼等，无一不可入词，使词体顷刻之间变得“倾荡磊落”起来。
不可否认，苏轼开初写短调曾受欧阳修影响，后作长调时，亦受柳永的影响。
但他在所谓的“高峰”面前，不是向上攀登，而是另辟蹊径，转而去建造另外一座高峰。也可以这么说，苏轼着手改变有宋一代的词风，就是从力辟柳词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