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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对王巩说，宾州的鸭鹅应该很便宜就能买到，但黄州所多的乃是去鳞的鱼块和猪羊等物。朝廷现在发给自己的粮米之类虽然不多，但是自己善于节俭用度。
如今自家每日限用一百五十钱，每月初一取钱四千五百整，分成三十块挂于梁上，天亮用杈棍挑取一块，就将杈棍藏起来，把挑下来用不完的钱贮藏在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客人之用。这样一来，还能够天天吃到肉。
时任淮南西路提点刑狱的李公择按部前来巡视黄州，在黄州停留了数日。苏轼带着李公择游览了寒溪的西山，李公择的口中不停地在夸外甥黄庭坚。
应李公择之情，苏轼还作了《菩萨泉铭》。
李公择走后，正在专注于修习养生之术的苏轼在天庆观借得道堂三间，自冬至日起，开始了为期四十九日的斋居。
十一月十三日，苏轼又为大理寺丞、藤州（今属广西）知州赵昶之父的舍利子作了一篇记文。
赵知州之父名赵棠，原籍蜀中，是后蜀节度使赵廷隐的后代，后在南海（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任职，落籍此地。
当地有个叫潘冕的怪人，谁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南海一带的士人一般称“心受风”为盎，所以都称之为潘盎。
这个潘盎虽然怪异，但曾有过与京城的言大师讲论《法华经》精义的经历，并且言大师对潘盎的评价极高，说他是日光佛的化身。
赵知州的老父亲于是索性辞了官，跟随着潘盎开始游历四方，潘盎也称赞他深得道法之妙。后来，潘盎就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赵先生也恰好在这时候也仙逝了。其尸体焚烧之后，竟然得到舍利几升之多，当然这也是赵先生的道法精妙的体现。
苏轼与赵先生之子赵昶时有往来，就得到了舍利子四十八颗。后来，苏轼随即就将舍利子交给了宝月大师的孙子悟清，让他带回蜀中的胜相院里供养。
赵昶正在滕州任上，苏轼知道当时的藤州因有兵燹而并不太平，所以去信表示了担忧。好在这个赵昶胸有城府、应对有余，赵知州给苏轼寄来了当地上好的的丹砂，苏轼就将黄州特有的用蕲竹制成的笛子回赠给赵知州。
因为苏轼知道，赵昶有两位婢女，都擅长吹笛。
腊月十五，淮南转运司取勘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对于刁民李铎、郭进等谋反之事不够觉察。苏轼就将命令程棐等极力追捕的事实据实上奏。
苏轼有一眉山老乡名叫石康伯（字幼安），此人此人是已故紫微舍人石昌言的幼子，考秀才没考上就放弃了。石康伯于是就混迹于京师四十年，行为怪异，只是喜爱书画，如今家藏书画竟然达到几百幅，他与其子石夷庚（字坦夫）将这些画装订成册，取名《石氏画苑》。
由于石幼安与文与可有交往，并且亲如兄弟，所以得到文与可的画最多。苏轼画的古木丛竹也有一些被他收集在画苑之中了。
因此，应石氏父子之请，苏轼为之作了《石氏画苑记》。
老朋友滕元发路过黄州境内，要去赴安陆（今湖北省辖县级市，由孝感市代管）新任，顺便给苏轼去了一封信。
苏轼得信后极为高兴，但是又为与路过黄陂的老朋友没能谋面感到遗憾。
快到年底了，苏轼给秦观去了一封信，首先称赞了他的诗文，劝他多着一些可用之书。然后，顺势将自己在黄州的窘境以及如何节俭的情形告诉了秦观。
淮南路转运副使为李琮巡视到了黄州，顺便会晤了苏轼。
作为回报，也算是手到擒来的事，苏轼代李琮作了《上神宗论京东盗贼状》。李琮也不让苏轼白费劲，将自己珍藏的天台玉版纸给苏轼弄了一些。
古时候，浙江的造纸技术就长期处于全国前列，境内造纸工坊遍地开花，如台州黄岩的手工造纸，在唐代时就享有盛名。
黄岩纸业飞速发展，以纸质质量上乘而蜚声天下，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玉版纸。
玉版纸，又称玉版笺，属竹纸，纸质光洁匀厚，细腻洁白，为宋代名纸。据苏轼《东坡杂志》记载，名士吕献可曾对他言道，天台玉版纸质优，超过五代南唐后主李煜的澄心堂纸。
临近岁末，苏轼给自己的学生李之仪去信，谈论了当时的科举内容之弊。坦言自己当初科考中所作的谈古论今的题目，无非是为了应付考试而乱七八糟地谈古论今。以至于到了现在，就是因是为这种习气而险遭杀身之祸的。
苏轼遣人到老家的青神县，问询故人与朋友的消息。还给当年一起在川中玻璃江瑞草桥边草地上把酒言欢、一同交游的小伙伴王淮奇（字庆源）写信，详述了自己初到黄州时的放浪山水之状。
李公择给苏轼捎来了柑橘，鲜于侁来信让苏轼代作《醮上帝青词》，焦千之（伯强）、张希甫与光州道人朱元经等的故去，苏轼还作了一些墓志铭之类的文章。
忙碌中，黄州的春节不知不觉就要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