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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元东讲到此节，也是满脸无奈，以往在江东时，总觉得过江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自然会有大量建功的机会。可是真正到来之后，才发现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束手束脚，不止要担心羯奴来攻，还要面对当地的坞壁主排斥，甚至于那些看似可怜的流人都防不胜防。
对于北地的形势，沈哲子也是所知大概，往往都是从旁人口中听来，但细节上却没有深刻的感受。如今再听两人言道此节，不免也是大感头疼。
这两人所说到的问题，倒也不足以说明人性卑劣或高尚。当战火频频，朝不保夕时，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本就荡然无存。士族高门、军头悍卒自然尤其生存之道，小民当然也有求生的自由，短视也罢，奸猾也罢，最起码那样做能让他们看到眼前活命的机会。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小民固依长留？”
虽然心里已经大概知道了答案，但沈哲子还是不死心的问了一句。
“有自然是有的，乡人彼此信任，结堡自守，不纳外人。又或私扩部曲，广掠方圆，将那些流人囚禁起来，作马牛役使。温和些的，那就收容大量寡妇，招揽流人壮丁入赘，待其安家生子，再作驱使……”
郭诵乃是北地悍将，对于坞壁经营也是独有专长，许多控制人身自由的手段都是信口道出，侃侃而谈。
沈哲子听得很仔细，但却仍是忍不住的失望。这些手段用来经营坞壁以求存还倒罢了，但若想凭此积攒起足够征讨并且打败羯奴、进望天下的力量，则远远不够。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沈哲子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永嘉之乱后，多是胡人在中原大地驰骋，但却少见汉人英姿。并不是因为武勇太逊，而是因为欠缺一个有效的发动和组织手段。
胡族通常部落为兵，这意味着起家最初就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拥有了相当一批足够忠诚的军事力量。趁着动乱四方出动，积累财货，掳掠人口，很快就能成事。
但是汉人的社会组织并不具备这种优势，以家庭宗族为单位，本身的动员力便已经处于劣势，而且又有定居一地的生活习性，安土重迁。
像沈家这样的武宗豪门，虽然拥有发动万人的动员力，但一方面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根本没有战争经验的样子货，另一方面那种根深蒂固、安守乡土的想法不足支持四方征战。
而被迫流散各方的普通民众们，虽然也诞生出了乞活军这样的武力团体。但是乞活军内部本身就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而且领导者也和北府军头面对同一处境，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
没有目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做事根本没有长足规划，只能辗转各方派系之间被人当枪使，受制于人。譬如拥有乞活军背景的后赵李农，先是在后赵为将，替后赵击败了褚裒所发动的一次北伐，致使褚裒忧愤而亡。
后来李农又大力支持冉闵背叛后赵，但是冉闵为了获取东晋的帮助，毫不犹豫的干掉了李农。但是当时冉闵已经僭越称帝，东晋既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援助他。
李农就因为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诉求，结束了自己糊涂的一生，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当然冉闵杀李农的原因有很多，既因为李农与东晋朝廷有仇，也因为其人本身对冉闵而言就是一个威胁。总之就是活着糊涂，死的懵懂。
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对一个武装团体是至关重要的。东汉末年最大的一个流亡军头，莫过于刘备，刘备就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标，辗转各方，几乎流窜了大半个中国，部下却一直保持着极高的凝聚力。
当然类似李农那种乞活军头，就算有政治目标，意义也不大，因为根本不可能获得汉人坞壁主的支持。刘备在流窜的过程中，就一直在注意与豪族名流的交往，譬如在接到孔融的求救信后，居然激动的说道：孔北海居然知道世上有刘备这个人！所谓的皇叔，并不是他生来具有的一个筹码，而是辛苦奋斗的一个成果。
如今中原的形势，较之三国时还要复杂得多。胡虏的肆虐并没有让汉民们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这是时代的局限和无奈，高门不愿放低身段去迎合大众，而大众也对朝廷正朔法统失去了信任。完全以纯道德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时代，没有意义，也于事无补。
沈哲子虽然预见到北伐并且固守会很困难，早早派杜赫过江来，但是对于如何收拾已经散落成渣的人心，其实一直还没有太好的思路。如果完全以刑威震慑，这是逼着民众们出逃，而如果完全以恩义厚结，就像被抢了粮的杜赫，也是哭笑不得。
问题既然想不明白，那不妨暂且悬而不论，总会找到解决的方法。他今次过江来，除了深入了解一下江北的形势之外，也是想跟左近那些流民帅、坞壁主们稍作一些接触，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与他们交流的切入点。
沈哲子这个驸马的身份虽然比刘皇叔要瓷实一些，但东晋朝廷的民心所向与强汉不可同日而语。朝廷的诏令在那些坞壁主们眼中都不算什么，他这个驸马又算是个什么色的鸟？
但想要在江北经营局面，这些人是绕不开的，早接触一下也能提前做好铺垫。沈哲子一旦入台，很长时间都不会再有太多闲暇时间。他甚至有一种预感，当自己下一次离都的时候，可能就是正式率部北上的时候。
虽然身份未必会被敬重，但沈哲子也不是送上门来被人打脸。他过往数年在江东经营出的局面，就是今次北上与那些坞壁主们对话、交流的筹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