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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年,在龙国近代史上是浓墨重彩又充满矛盾与挣扎的一年,这一年,华夏大地深陷时代漩涡,于战火纷飞、思潮碰撞、社会变革的浪潮中艰难求存,各方势力此消彼长,新旧观念激烈交锋,一幅波澜壮阔又伤痕累累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
在政治舞台上,这一年堪称乱象丛生、动荡不休。
年初,袁世凯的称帝闹剧正酣,这位曾被寄予共和希望的军阀,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妄图复辟帝制,改元 “洪宪”,做起了中华帝国的皇帝梦。
袁氏的倒行逆施瞬间点燃了全国上下的怒火,护国运动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
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在云南振臂一呼,宣布独立,组建护国军,挥师北上讨袁,各地纷纷响应。
西南边陲成为反抗帝制的先锋阵地,护国军以简陋的装备、高昂的斗志,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川滇黔等地鏖战。
他们为了民主共和的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民众受此鼓舞,抵制帝制之声此起彼伏,民心所向清晰可见。
袁世凯的称帝行径不仅使他众叛亲离,昔日北洋系内部也出现分裂,段祺瑞、冯国璋等心腹将领对复辟之举多有不满,或明或暗地掣肘,北洋集团内部矛盾激化,统治根基动摇。
北洋政府内部混乱不堪,南方革命力量虽在护国运动中展现坚韧,却也面临重重困境。
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持续在各地发动起义,试图从根本上推翻袁世凯统治,重建真正的共和秩序,但因力量分散、缺乏稳固根基,起义常遭北洋军残酷镇压,革命之路布满荆棘。
而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则趁乱扩张地盘,打着护国旗号,实则为自身利益争权夺利。
四川境内各派系混战不休,滇军、黔军、川军时而联合,时而争斗,百姓苦不堪言,大好河山沦为军阀混战的修罗场,政令不通、民生凋敝成为常态。
经济领域,华夏大地满目疮痍。连年的战乱使本就脆弱的民族工业遭受重创,传统手工业在洋货倾销与战火冲击下奄奄一息。
沿海城市的工厂,常因军阀混战导致原料供应中断、产品运输受阻,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工人失业潮汹涌。
以纺织业为例,洋布凭借不平等条约赋予的低关税优势,充斥国内市场,本土纺织厂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又内外交困的境地下,艰难挣扎求生。
农村经济更是衰败至极点,土地兼并严重,地主豪绅巧立名目搜刮民脂民膏,农民不仅要承受繁重赋税,还时常遭受兵匪劫掠。
各地水旱灾害频繁,1916 年河南等地爆发大饥荒,饿殍遍野,而军阀忙于争战,无暇顾及救灾,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社会底层民众生活陷入绝境,国家经济几近崩溃边缘。
社会层面,新旧思潮的碰撞达到白热化。
一方面,封建礼教的残余仍根深蒂固,在广大内陆农村,包办婚姻、缠足等陋习依旧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与身体,宗法制度下的家族长辈掌控着基层话语权,对新思想、新事物充满抵触。
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一众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向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发起猛烈冲击。
白话文运动让文学走向大众,新文学作品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犀利笔锋剖析社会病苦、揭露人性丑恶,唤醒无数青年对自由平等的追求;
各地新式学堂不断涌现,男女同校等新教育模式逐渐推广,为培养新时代人才提供土壤。
青年学生群体受新文化熏陶,思想日益觉醒,他们组织社团、讨论国事,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在街头巷尾宣传新思想,为沉闷的社会注入活力,也为后续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埋下伏笔。
国际上,列强环伺,对龙国虎视眈眈。
一战正处于胶着阶段,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但日本却借机加紧对龙国的侵略。
它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筹码,妄图攫取更多在华利益,提出 “二十一条” 等丧权辱国的要求,妄图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控制龙国。
袁世凯政府为求称帝支持,一度妥协,消息传出,举国哗然,激发各界强烈爱国义愤,抵制日货运动风起云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