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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40年后，除了山西外，国内其他地方并不算太平，尤其是重庆国府的日子非常不好过。
日军十一军在夏季发动了栆宜会战，进入重庆的重要门户宜昌失守，第三十三集团军司令张自忠将军也殉国。日军的刀锋紧逼重庆，国府的正面防御压力空前加大。
同时，国府在敌后的力量也频频失利。
日军已经意识到稳固后方的紧迫性，日军占领区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抗力量，给予日军的威胁越大，使得日军在占领区想要以战养战的战略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由于日军自身兵力不足，所以学习清朝初期时采取的手段，在中国积极扶持建立伪军政府，企图以华制华，用一些亲近他们的中国人来帮助他们来消灭在中国的抵抗力量。在日军和伪军的联合打压之下，重庆国府派到日战区的游击部队，纷纷受到打击。
并且在各日军占领区，不同势力都有为数不少的游击力量，由于敌后的土地和资源就那么多，不光要和日军、伪军战斗，甚至还为了争夺生存资源而经常彼此之间发生摩擦。
日军在此过程中也发现了中国各势力之间的矛盾，于是开始积极促成中国国内各方之间的争斗，纵容其在日占区进行的摩擦。
尤其是在山东、江苏、安徽等地，国内几方势力多次发生摩擦，经常性的为了一点地盘、一点粮食发生争夺，有时甚至大打出手，而在这些战斗中，国府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大多没有占到便宜。
同时在国际上也发生了一些大事，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波兰、荷兰、比利时等国在德国的攻击下很快失败，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世界强国的法国，也只不过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投降了，令中国军队的一众将领在茶余饭后多了一项笑骂的谈资。
同时也在心里对飞机坦克协同进攻的闪电战有了认识，集中所有可以集中起来的强力力量在一点爆发，这本是战场上名将们普遍使用的战术，在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表述方式，牛刀杀鸡战术，集中优势力量攻击敌人，都是这个意思。
并且日军实际上在抗战开始之后也经常利用集中优势力量进攻这样的战术，例如第六师团冲击长江北岸，尤其是合肥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战术。
不过开战之初的国军，没有有利地形做支撑，都不用坦克集群就能冲垮国军的防线，兰封会战时国军几个精锐军对抗一个十四师团，最后竟然都丢盔卸甲，何须日军使用坦克集群？
只不过中国的战略纵深大，日军的力量进行分散后，这种战术才无力继续使用。
而德国将这种战术，配以现代的钢铁洪流和空中的遮天战鹰，这样结合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这也令中国军人们心中升起一股恐惧。
之前日军在坦克应用上，并不是集群使用，所以日军之前的战术都不能称之为德式的闪电战。
这种战术的应用，又将打破现有由于中国巨大纵深所争取出来的平衡。
在重庆的军委会也在参考德国的战术进行思考，如果日本人在某些时候也对他们展开这样的进攻，那么他们是否能够阻挡？
作为德国盟友的日本军队，不可能不对德国的战术进行研究，在今后的某一次战斗中，日军或许就会将坦克集群战术应用到中国战场上，想到这里，所有将领的心瞬间都沉了下去。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河南。
现在中国军队实际控制的范围内，只有河南是大平原，适合大规模的钢铁洪流活动。
如果日军以这样的力量出击的话，在河南的大平原上，这几年黄泛区的影响已经比之前要小了，如果日军突然发动向河南的大规模战役，河南拿什么来阻挡？
要克制强大的坦克集群，一是有大的作战纵深，二是在有强有力的炮兵做支撑，三是有对等的坦克集群，四有强大的空军，除了大的纵深外，其余的在当下的河南守军中都没有，驻防河南的汤恩伯及属下将领的心都提了起来。重庆国府高层对防守河南的信心也是不断的动摇。
现在亟需有战斗力的力量来帮助国府度过难关。
此时，只有山西的力量还算完整，且表现出比较强大的战斗力，最主要的是山西现在有比较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可以说，山西现在就是全国抗战坚持下去的希望所在。
所以当下能够帮助缓解重庆国府危局的只有山西。
重庆国府，从夏天之后，呼吁阎锡山进中央的呼声就大了起来，蒋委员长也想通过山西的力量分散他的压力，开始力挺阎锡山进入中央，并且公开电告阎锡山，愿意将将之前张学良的全军副司令的位置授予阎锡山，请阎锡山出山西到重庆中央任职。
阎锡山本也有意进入中央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于是在召集在山西的所有高级军政干部开会研究。会上，阎锡山将重庆国府的意思通告参会的众人。
在座众人都非常清楚，这次让阎锡山到中央任职，给出的这个位置是地方实力派可以获得的最高位置，国府这次给予的筹码也不可谓不重。
这其中既有几次太原会战得胜而来的威望，还有重庆中央想借晋绥军之手来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一是对日军，另一个就是对国内其他力量。
去中央任职，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进一步扩大阎锡山个人在国内的威望，以及山西和晋绥军的影响力，可以统筹一些资源，更有利于自成一派，中国人向来追求名正言顺，名分大义。有了这个名分，就会有更多的人才和队伍来投奔，并随着形势发展，将来或许还有可能登顶最高位置。
弊端就是完全登到了明面，难以再韬光养晦，并且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就如同箭已出弦，再不能缩回去，上了牌桌，不胜即败。
不过这个最终怎么选择就是要看阎锡山的追求，如果想安稳做个山西王，那么就最好不要接受中央的橄榄枝，而如果还有更高的追究，那就应该到中央去任职。
而对于阎锡山的心思，杨爱源、王靖国、李志坚等周围人都知道，最近将学者请入山西，并且实行土地改革的一系列举措，已经将阎锡山的态度表现的非常明显。并且这次呼吁阎锡山进入中央，背后也有阎锡山的暗中推动。
于是包括李志坚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同意阎锡山任职中央，但是中央必须要答应两个条件：一是不参与内战的所有事宜，即使担任全军副司令，但是只接受对外作战的任务；二是不离开山西，不去重庆任职。
会后，阎锡山就下定决心，回电表示接受了中央的任职，但是讲明，其就任中央的主要是处于抗日救国之大局，并不会参与到国府和国内其他国内势力之间的冲突之中，并且不离开山西。
阎锡山的回电，虽然这种条件和作为委员长的蒋的期盼有一定的出入，但在现在抗战救国的大氛围下，没有任何违和之处，现在全国都不赞成内战。同时阎锡山出晋，没有强力人坐镇山西，如果山西有失，那么后果就太过严重。
重庆国府中央也只能无奈接受，回电同意阎锡山的要求。
在1940年8月，阎锡山就任全军副总司令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