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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房产中介，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反正都没人记得住。
因为我姓米，大家叫我小米，对，就是小米手机的小米。
雷总刚刚出小米手机的时候我感觉很羞耻，学校里的同学从此给我起了个“手机妹”的绰号。
去年三月，我攥着皱巴巴的简历推开罗湖链家门店的玻璃门。
鹏城的春天从来没有什么春寒料峭，有的只是潮气。
店长的工牌在灯光下亮得很，她说现在的楼市像刚开闸的水库，有人能舀到金豆子，有人会被浪花拍上岸。
那时的我连 “阴阳合同”和“赎楼担保”都听不明白，只盯着墙上贴满的房源信息。
红笔圈住的“学区房急售”、“低于指导价20万”像跳动的火苗，灼得人眼睛发疼。
带我的师父说做房产中介有两个要素，腿勤和嘴甜 —— 要舍得跑，也要和客户聊得好。
在我的世界里，鹏城的时间刻度，是用带看鞋跟的磨损度丈量的。
入职第47天，我在福田保税区遇到暴雨红色预警。
客户坚持要看房，我抱着鞋盒里的备用皮鞋在雨中狂奔，高跟鞋陷进松坪村的水泥路缝里。
当浑身滴着水按响门铃时，业主阿姨愣住了：“妹仔，你这是游过来的吧？”
后来她成了我的老客户，每次带新客户看她那套改了三次报价的房子，她都会指着我说：“这姑娘能在台风天跑三个来回，比那些只会打电话的靠谱。”
最难忘去年“930新政”前夜，我陪着一对新婚夫妇在南山公证处守到凌晨。
帮他们赶在限购前签完合同。
新娘把喜糖塞给我时，糖纸还带着体温：“谢谢你小米，我们有家了。”
师父说，作为女性中介，要把温柔磨成谈判桌上的刃。
但我第一次独立谈单就碰了钉子，业主大爷敲着茶几说：“小丫头片子，别耽误我和大妈们跳广场舞。”
我连夜画了三套置换方案，用不同颜色标注税费差额，第二天带着打印好的彩图蹲在他常去的公园长椅旁。
后来大爷拍着大腿说：“你比我闺女算得还清楚！”
去年冬天帮一位香港陪读妈妈找百花片区的学位房，她总说“要安静的楼道”。
我曾经连续问过几十个客户，都说顶楼的过道最安静。
交房那天，她把女儿的奖状贴在玄关：“这里的回声，终于不像铜锣湾的早高峰了。”
2016年的鹏城楼市，是欲望与现实碰撞的火花四溅。
我见过投资客在白石洲城中村举着现金抢拆迁房，也见过科技园程序员在会议室算错首付后躲在楼梯间抽烟。
印象最深的是布吉夜市摆摊的王姐，夸张到数着塑料盆里的硬币凑首付，一块的钢镚堆成小山：“这些是给女儿攒的学位钱，你帮姐看看，是不是还差三摞？”
后来我帮她找到一套满五唯一的楼梯房，省下的税费刚好够给孩子报钢琴班。
签约那天，她往我口袋里塞了把发卡：“你可以换着戴，你穿西装戴肯定好看。”
转眼已经是2017年的4月，梧桐花落在马路上，像撒了把碎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