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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秀养伤的地方，位于涧河西岸，属于MY市安县的千佛镇与北川羌族自治区禹里镇交界的区域，在管理上属于禹里镇的一个村，那时候人们都称这里叫佛子村。
这里是羌族的传统聚居区，从古至今，社会底层的平民主要由本地的头人，或者是本族有名望的族长管理。到了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对地方管理的渗透力加强，从北川县到下面的禹里镇，都从行政上任命了官员，包括县长、镇长及村的保长或者是甲长之类，同时也任命了驻守的治安机构与相应的官员，如县一级的保安大队、镇一级的治安队等。
1932年前后，原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响应中央号召，开始长征行动，向西转移，进入川陕交界的地区，在大巴山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之后，以刘湘为首的国民党军阀，追随蒋介石“反共防共”的方针，结合陕西的胡宗南，组织50万军队围剿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四方面军。
1934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为了迎接策应中央一、二方面军在贵州的西征，也开始向四川西部转移。
国民党开始组织对红四方面军的围追堵截，制定了恶毒的计划：东面、北面与南面，采用大军围剿进攻，而西面则是难以逾越的川西大峡谷，国民党军阀刘湘派重兵防守，企图将红军困死在川西大峡谷。
国民党军阀刘湘为了实施这样的计谋，加强了对川西大峡谷周围地区的政治与军事管理，一方面派出国民党反动派的干部，驻守在各个地方，出钱收买各地的官绅、财主与当地的土匪，让他们集中力量，阻止红军在人民群众中间宣传和筹集粮食吸收兵员的活动，压缩了红军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又派出国民党军主力，到有军事价值的要地、山头和山口及城镇驻守，加强了对红军的打击力量，以此捆住红军的手脚。
1935年春夏，英勇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总政治委员陈昌浩的领导下，英勇奋战，一次又一次打破军阀刘湘指挥的国民党军封锁，顺利进军到了川西北川县至茂县一带的峡谷地区，一次又一次击退各个隘口要道的国民党守军，取得了进入四川阿坝自治州的胜利。
黄大连大约40多岁年纪，女儿巧儿也非亲生。一个破碎的国家，总是伴随着腐败无能的政府、破碎的山河、破碎的家庭与这个国家里的人民破碎的心。
黄大连是土生土长的羌族男子，出生在这个闭塞的山凹里一个普通贫苦山民的家。自打记事起，就知道父母靠给有钱人家帮工为生。到懂事以后才知道，他有个弟弟长到两三岁，那年下大雪，没有吃的饿死了；后来，他又有了个妹妹，出生后没有奶，也饿死了。
在他只有15岁的时候，父母贫病交加，也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双双去世，黄大连从此成了孤儿。
穷苦人家的孩子懂事早，黄大连锁上门，给做生意的人当了脚夫。年青人，头脑活、脚头快、嘴巴紧、讨人喜欢，再加上年纪小，不会和人讲价钱，听话老实叫干啥就干啥，管饭就行。所以，东家一直用着他，这一干就是五年。
在外面当脚夫，虽然干活累，生活苦，风餐露宿，但也是长了些见识。
五年里，黄大连走过北方的大雪山、也去过成都绵阳的大城市，走过离家不远的川西大峡谷的云中栈道，碰到过土匪打劫险些没了性命，也因为损坏了东家的货物而挨过鞭子。这些都不算什么，因为与他一起的脚夫都是穷苦的人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令他感触最多的，还是他有过的见识，那就是天下一般黑，走到哪里都是穷人的命如草芥，都是有钱的财主与官绅土匪对穷人们的欺压。不管穷人们如何拼命，如何聪明强壮，总是斗不过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身为穷人的命就是苦，就是永远受压迫，就是只能屈服于这个社会的黑暗不公。
有一个脚夫大叔对他特别关照，经常和他走在一起，时常提醒他一些事情，让他避免了很多受欺压的阴谋，同时也让他学习到很多更好生存的经验。
特别是完成脚夫的任务后，这个大叔总是想方设法帮他讨要他应得的工钱。还帮助他把他的工钱隐藏在合适的地方，避免了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的欺诈与土匪的盘剥。
所以，到黄大连20岁的时候，就出落成了一个帅气的羌族男子。他也有了一点点积蓄，他就有了想要回自己家看看的心思。
黄大连给东家请了假，说好过了冬天再来参加脚行工作。那个大叔已经是他很知心的长辈了，也随他到他家里面看看，大叔自己已经没有家了，一直在外漂泊。
也就是在黄大连现在和巧儿住的房子这儿，父母亲在的时候，房子就已经残破不堪，现在更是无法居住了。但是这个位置是祖上留下来的，好歹还是个可以立足的地方，不可以轻易放弃让给别人。
在这位好心大叔的帮助下，他们一连几个星期不断的修理，终于形成了三间草屋，可以为他们遮风挡雨了。眼看春天来了，他和大叔也可以一起再去当脚夫了。但这个时候，他突然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可以住的新房子，他又开始有些舍不得离开了。
这也正是这位好心大叔要给他提出的建议。大叔把另一个多年一起做脚夫人家的女儿，介绍给他做了媳妇。就这样，21岁那年，黄大连成家了。
媳妇名叫桃丫，汉族人氏，来自广元地界的大巴山，具体是什么位置，黄大连也没有去过，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兴趣再去向媳妇问寻了。
从此，黄大连的生活有了新的变化，他不想再出去做脚夫了，就到周围镇上或者是有钱人家做帮工。但是，穷苦百姓能够过上安宁的生活不容易，哪怕是吃苦受累也都认了，黑暗的社会吃人不吐骨头，穷苦人吃苦受累也还是得不到安宁。
20世纪之初的川西山区，没有什么工业，只有农业与一些传统作坊的手工业。成家后的黄大连有了一些快乐时光，就是家里面有了牵挂、有了爱人的陪伴。两个人一起，先后给有钱人家帮工，做餐馆的帮工、伐木工、搬运工、等等。
每样活路都要起早贪黑，也没有什么工钱，吃的东西也很粗糙，没有什么营养。年轻时候，体力好，手脚勤快，还能受东家的些许青睐，自己感觉也会好点。
后来觉得，做这些帮工不稳定，东家经常做不下去或者是没有生意了，就又不要人了。两个人一合计，就租了地主的地，当了佃户。
租田种地，守着家里面过日子，年景好的时候还有些粮食留存，年景不好的时候就会欠收，而地租却是要一年一缴，不能有任何的赊欠。
不管什么地方的农民都是生活在最底层。因为农业靠庄稼生长获得收成，每年都有固定的时节，还要有风调雨顺的天气。
一个家庭的人会有时运不济的时候，如生病受灾；也会有自然天气的影响，如不下雨的旱年和雨水过多的涝年。川西长年雨水不足，农作物就以玉米、高粱为主，但是人民生活需要水稻，而以水稻的市场最好。
黄大连夫妻二人年轻力壮，就租种了十多亩土地，其中还有两亩水稻田，那就是位于涧河边上用石头筑梗形成的梯田。对于小夫妻来说，种田比较稳定，每年时节到了就去地里做相对固定的事情，而每天都会知道要做什么，相互配合，管理好田里面的庄稼，日子就会顺当。虽然辛苦，也能忍受，因为做什么都会很辛苦。
新婚的第一年底羌族的新年时节，一起做脚夫的大叔和媳妇桃丫的父亲一起来看望他们，一家人欢喜的团聚在一起，度过了一些快乐时光。
桃丫见到父亲格外亲热，因为桃丫的娘亲早已不在人世，她就只有父亲了。在和桃丫的父亲交流过程中，才得知桃丫本来是姓杨的，桃丫全名就应该是叫杨桃丫，只是桃丫叫的顺口了，就把真姓省略了。
虽然老家还有个叔叔，也是穷苦人家，自从桃丫父亲做了脚夫，长年在外做事，桃丫也去给人家做工，没有机会来往，慢慢失去了消息。
现在，桃丫嫁人了，桃丫父亲亲眼见到了这个后生，勤快懂事不吸食鸦片，心里好生喜欢，还有上好的三间草屋，觉得老了会有个依靠。想到这个姑爷是脚夫大叔牵线的，也就对脚夫大叔满怀亲切。
穷苦人的好日子就终是梦想。第二年春节到了时候，再来的就只有脚夫大叔一个人了，告诉他们说岳丈大人已经过世了。
脚夫大叔告诉他们，他们一起送货到草原的时候，在理番县的毕棚沟碰到土匪抢劫，他们的父亲护着身上发的工钱，被打劫的土匪杀害了。脚夫大叔说，当时被杀的人有好几个，他因为脚上有伤，走的慢些，掉在后面躲过了一劫。
脚夫大叔把岳丈大人平时积攒下来的工钱也带给了他们，临走的时候，也自己积攒的大部分工钱也给了他们，说自己年岁大了，路上也不太平，也怕给土匪抢走了。交代说，如果以后有命再回来看他们，要是哪天也与他们父亲一样去了西天佛祖那里，辛苦积攒的这点钱也有了交代，就希望下次来的时候，能替他们过世的父亲抱抱孙子。
脚夫大叔流着眼泪走了。他再没有回来，也没有了音信。直到后来，夫妻二人每年春节祭祀亲人的时候，都把脚夫大叔与自己的父母亲放在一起祭拜，说是这样可以让他们阴间也一起为伴，少些孤单。
过了几年平淡的日子，第三年的春夏，媳妇桃子终于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夫妻二人也真是打心里面高兴，还利用节日的机会，在家里面摆了只有他们二人的酒席，告慰了自己的父母与脚夫大叔。
可是，快乐没有得到长久，到了秋天，眼看稻子熟了，已经快要生孩子的桃子觉得丈夫没日没夜的干活太累，就想帮点忙，用背篓把稻穗背回家里的院子里面。
哪曾想，天有不测的灾祸，晚上最后一趟，天快黑了，桃丫一个人背着稻穗走在山岩小道的时候，遇上两个不三不四的鸦片鬼打劫，一个种田的妇道人家，身上哪里会有钱财。这些没有人性的邪恶男人，竟然不顾身怀六甲的孕妇，就动手动脚的调戏，可怜身上还背着重物的桃丫，在挣扎想要逃走的时候，不知道是他们推搡，还是自己惊慌踩空，连同背着的背篓一起，摔下了两三米高的陡坎，当时就昏死过去。
那些没有人性的混混，眼看事情不妙，逃之夭夭，那里知道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就算找到他们，也得不到任何的赔偿，还会招来更多的麻烦。因为他们就是一群人间恶魔，失去了人性的鸦片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