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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客是僧人，虽是寒冬，仍然着一件甚是单薄的灰色僧衣，笑盈满面，若弥勒佛，双掌合什：“老居士，了元僧人又上门聒噪了。”
老夫人慌忙还礼：“大师来访，老妪未及远迎，实在失礼。”
王棣认识这了元僧人，便是数年前见过的苏轼的好友佛印。他想了想有关此僧的记忆，也是不敢怠慢。
佛印，江西浮梁人，俗姓林。法名了元。神宗皇帝钦仰其道风，赠号“佛印禅师“。
其自幼学习儒家经典，三岁能诵《论语》、诸家诗，五岁能诵诗三千首，长而精通五经，被称为神童。
苏轼谪黄州时，佛印住庐山归宗寺。二人常相往来，过从甚密，称为至交，且应酬文字很多，乐为人所传诵。
如苏轼作《戏答佛印》诗曰“远公沽酒饮陶潜，佛印烧猪待子瞻。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借东晋陶潜与慧远的故事以喻自己与佛印，体现了二人之间深厚的友谊，足见意气相投，百无禁忌。
了元虽被封禅师，却无丝毫得道高僧之莫测高深感，游戏人间，最喜游山玩水。
这不，大师去岁离开归宗寺，往山东走了一圈，得知苏东坡出知杭州，又一路游赏着要去探望好友。只因近一月来风雪所误，耽搁了行程，干脆走走停停，待回扬州过了年再去往杭州。
老夫人与禅师探讨了一番佛理，有些犯困，自去休憩，留王棣及王旁、王旉等待客。
过不多时，王安礼闻讯也回了半山。
二人与苏轼皆是好友，平素亦有书信往来，却也数年未见，免不了“互诉衷情”一番，但话题终究离不开苏轼。
王安石黯然道：“子瞻素来直言，此次又为此所累，徒呼奈何。”
“今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则无乃徒为纷乱，以患苦天下邪？”了元诵了一段，叹道：“当年王丞相主张变法，东坡上奏折反对，言变法之举太过急近，于国于民无所裨益，因而被贬黄州。”
王安礼默然，这段往事他自是明了的，其时他也上书反对变法。
了元又说：“然东坡居士与半山居士并无私人恩怨，且为神交挚友。当年在此地可是颇多唱和。”
“政见相左罢了，与人格无关。”王安礼点点头，慨然说道：“元佑元年七月，子瞻奉敕祭西太一宫，见家兄题在壁上的一首六言诗，诗言‘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子瞻不禁感慨系之，遂提笔写了《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
“秋早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晴酣。从此归耕剑外，何人送我池南！但有樽中若下，何须墓上征西？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凄迷！”了元念罢，诵声“阿弥陀佛”。
又是一阵默然。
王安礼想的是，神宗皇帝及兄长相继谢世，皇太后当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他又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在其拜相后，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
自此，新法皆废。旧党不仅控制了整个朝廷，对新党的打击和倾轧也始终如一，从未放松过。旧党刘挚、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寻新党章惇、蔡确的传闻轶事，任意加以穿凿附会，对其进行诋毁，并引发“车盖亭诗案”。
“俱往矣，介甫公卒，新法罢，旧法兴，只是不论新法、旧法，都太极端，皆于民无益。”了元想的却是苏轼因而又受牵累，叹息道：“东坡居士为此反驳司马相公言‘差役、免役，各有利害……此二害轻重，盖略等矣。’前后罪了二位丞相，唯一人耳。”旋即笑道：“如此也好，苏杭相去不远，东坡既知杭州，日后相见之日多也。”
王安礼深以为然：“在朝未必好，外放未必不好，依着子瞻兄的性情，倒是主政一方更妥。”
王棣暗暗附和，心想，苏东坡才学无双，在文坛的地位无可撼动，但做官嘛……就实在是马马虎虎了，性子耿直，脾气旷达，太容易得罪人，若非如此，亦不至于宦海浮沉、命途多舛了。
王安礼与了元大师谈论的话题虽非讳莫如深之事，但牵涉到前辈先人，王旁等不便插口，只静静的听着。
了元却甚是健谈，不经意间与在座之人都交谈了数语，果然是“普渡众生”，面面俱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