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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密徙徐。是时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
熙宁十年七月，苏轼赴任徐州，遇黄河决口，洪水围城。苏太守率城中军民奋力抗洪，经四十五日洪水退去。
其后，苏轼上奏神宗皇帝奏明情况，请求朝廷拨款拨人，修筑徐州防洪堤坝。朝廷应允，元丰元年九月，城防堤建成，并在东门建立大楼纪之，楼高十多丈，巍峨壮观，因以黄土筑建，故名之“黄楼”。
苏太守乃作诗记之曰：“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沤发。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年，把盏对花容一呷。”
他又请其弟苏辙作“黄楼斌”以记之——
“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河决于澶渊，东流入钜野，北溢于济，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适为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锸，畜土石，积刍茭，完窒隙穴，以为水备。故水至而民不恐……于是众客释然而笑，颓然而就醉，河倾月堕，携扶而出。”
赋前小序，精粹而具体，记叙了战胜洪水的经过，交代了楼之来由，说明了作赋的原因。赋文洋洋千言，描绘水退后登览的景色，高远宏大，鲜明生动，表明苏轼胸怀之博大。篇末吊古人，闵河水，感伤中求超脱，表明苏轼情致之旷达。子由自称：“余《黄楼赋》学《两都》也。”
后秦观登黄楼，览观山川，吊水之遗迹，又作黄楼之赋——
“惟黄楼之瑰玮兮，冠雉堞之左方。挟光晷以横出兮，千云气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达而无旁。斥丹艧而不御兮，爰取法乎中央。列千山而环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冈陵奋其攫拿兮，溪谷效其吐吞。览形势之四塞兮，识诸雄之所存……”
苏轼读后，叹其为“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徐州抗洪，算是苏轼诸多政绩之一。祛瘟、退洪、抗旱、治湖，大学士可谓是“全能选手”。
但此次杭州的情况比预想的更为糟糕，连续月余的降雨，钱塘江、富春江、京杭大运河、中东河、秦河、徐杭塘等江河水全面暴涨，即将超过警戒线。
保安、南水、北水、天宗、余杭等五座水门形势更是严峻，城河水位高居不退，虽组织人力排通，但河水几与路平，若非城门处稍以土石堆高，怕已倒灌入城。
这数日，苏轼领着府衙、县衙相干官员奔波巡视，全力布署防洪事宜，加固堤坝，疏通排水设施，又迁城内外低洼居民千余户。另外，厘查、调配粮食以备不时之需。
危急关头，苏太守以身作则，又添白发数绺，属下官员自也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懈怠。
又哪有心思去理会摩尼教这等小事？
水满成患，端午节自是草草了事。需要说明的是，本朝是禁龙舟竞渡的。
赛龙舟，有祭曹娥、祭屈原、祭水神或祭龙神等说法，其起源可追溯至战国时代。
《隋书·地理志》中有记载：“其迅楫齐驰，棹歌乱响，喧振水陆，观者如云。”
唐刘禹锡《竞渡曲》自注：“竞渡始于武陵，及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沼屈之义。”
唐张建封作《竞渡歌》赞赛龙舟盛况：“……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
但到了本朝，在朝廷看来，龙舟竞渡赛神，还有民间信仰的祭奠活动，都容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甚至是犯罪。所以要求各地对这类活动严加查禁。
乾德五年，太祖下令：禁民赛神，为竞渡戏，及作祭青天白衣会，吏谨捕之。真宗朝又重申了这条法令：申命诸州禁竞渡，违者徒一年。
五月，称为“毒月”、“恶月”。五月开头，有灭“五毒”的端午节，中旬，还有九毒日晦日，犯者夭亡奇祸不测的说法。
《风俗通》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王充《论衡·四讳》也记载当时风俗：“讳举正月、五月子。以正月、五月子杀父与母，不得举也。”
五月十一，王棣照例早起，活动了一番筋骨，推门而出。天空阴霾浓厚，乌云层叠，昨夜暴雨直到凌晨时分方慢慢小了下来，待到天亮又急促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