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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棣的身份，苏轼并没有刻意去披露，一则这段日子忙于政务，往常的文人雅集无暇与会；再者，王安石虽逝去数年，但在轰轰烈烈的“倒王运动”大势之下，王棣的处境有些尴尬。
若无这暴雨成灾，苏轼原是想着可领着王棣参加参加文会，多结交名士、积累人脉，算是为王三郎引引路、摇摇旗。
事实上，正月金陵花魁大会，王棣轻飘飘地抛出的《鹊桥仙》及《青玉案》两阙词，仿似在大宋的文坛投下了两快巨石，以金陵城为中心点，余波四下扩散，到二月便传到了杭州城。
当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放荡逍遥、恣意寻欢，且到烟花巷陌里，倚红偎翠，寻环肥燕瘦之柳三变，是为“白衣卿相”。
这二月来，“纤云弄巧”及“东风夜放花千树”唱响大江南北，其声势之烈令人咋舌。
王三郎出道即巅峰，无论是《鹊桥仙》的婉约蕴借、余味隽永还是《青玉案》的语言精致、含蓄婉转，皆为词中翘楚，得其一可受用一生。
苏轼写“明月几时有”，人称“《水调歌头》出，再无中秋出”，及王棣此二词出，亦是将七夕、元夕词写到了极致，时人且言“再无七夕（元夕）词也”。这是将王棣与苏轼相提并论了，单以此二词论，王三郎是当得起的。
苏轼何许人也，开豪放词风，余者如诗、散文、书、画等方面亦是成就极高，是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之后的一代文宗。王棣能与之并论，后起之秀而锋芒毕露也。
即便王安石之孙的身份较为敏感，王棣之名仍是随着那两阙词传扬开来，很有些“天下无人不识君”的声名。
若是杭州城州、县二级衙门官员知晓那深受苏大学士器重、温润如玉的翩翩少年便是近来名声大噪的王棣王三郎，怕是要大跌眼镜的。
当然，眼下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救灾一事，其他的皆为末等。
灾后第四天，除了几处低洼，洪水皆已退去，官府组织人力清淤治污，街面上便显得热闹起来。
灾后第五天，危机出现。
每遇旱、涝大年，必会出现粮荒，元佑五年的杭州水灾也如此。入宋以来，年年有灾，凡水灾、早灾、火灾、蝗灾、鼠灾、疫疠、风灾、地震与山崩、兵灾等十余种。其中，自然灾害占了绝大多数，主要有八种水、旱、雹、风、蝗、饥歉、疫灾、霜雪。其中水灾居第一位，其次为旱灾。这二者就占了整个灾害的七成之多。
旱灾虽然较水灾要少一些，但旱灾对农作物的危害程度却比水灾为大。因为水灾过后，只要持续时间不是太长，总能留下一点庄稼，或者可以补种一些作物，不至于来年绝收。但旱灾往往使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颗粒无收，甚至连人畜饮水都会发生困难，危害极大。
北方水灾大部分因黄河决堤而起。
嘉佑元年四月壬子朔，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藁不可胜计。水死者数千万人。
嘉佑六年七月，河复溢卫州王供及汲县上下埽、怀州黄沁、滑州韩村；已丑，遂大决于澶州曹村，澶渊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泺，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淮，凡灌郡县四十五，而濮、齐、郓、徐尤甚，坏田逾三十万顷。
南方多雨，且多受飓风侵袭，往往风灾、水灾相伴而至。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八月，无为军大风，造成折木、坏城门，军营、民舍，压溺者千余人。
此次杭州水灾乃是久雨成涝，河水倒灌导致水漫全城，而城外临山处又引发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全州自州治钱塘以下，凡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九县，近八十万人受灾，溺死、失踪初步统计逾万，倒塌房屋数万间，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农作物九成被毁，头季水稻无法播放，蔬菜瓜果所存无几。
这场水灾来势汹汹，虽百般防范，仍是损失惨重。
其实，丧生水灾者绝大多数是“机会主义者”，官府三令五申仍不肯搬迁，似乎是咎由自取，然而，逾万人死亡，苏轼等官员定会被问责。
这些都不是眼下该考虑的，当务之急是将灾害影响降到最小。
灾后第五日，杭州市十座城门口忽然排满了进城人员，绝大多数衣衫褴褛，面带菜色。
守城巡检司兵卒哪见外这阵仗，当即禀报上官。
一番询查之后得晓，城门口这些人都是周遭房屋冲毁、无处安身的乡民，成群结队的来城里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