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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因素大致有天赋、勤奋及运气。
对于王棣而言，都能穿越了，哪还缺运气？
既然选择不走荫补之路，那么就专心科举吧。
在杭州时，苏轼这位科场前辈没少提点他，将科场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个通透，尤其要注意规避忌讳的字眼，否则定必黜落。另外，策论中切忌不可用未知出处的典故。
这是经验之谈。
仁宗嘉佑二年，苏轼参加礼部组织的一场考试，在这场考试中，苏轼写下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通篇文章可以说的结构严谨，说理清楚，用词简练并通俗易懂，与当时整个文坛流行的五代浮靡艰涩之风大为不同，因此受到主考官欧阳修和阅卷官梅圣俞的赞赏。
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运名为用了一个名为“皋陶杀人”的典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在文章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翻译过来就是说在尧执政天下的时候，皋陶作为司法官。有一天要处死一个人，皋陶说要杀了这个人，尧说不行，放了。皋陶再次说要杀了这个人，尧再次说放了，就这样互相争辩了三次。
主考官欧阳修看完后也觉得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的非常好，但是这个“皋陶杀人”的典故，欧阳修也没有听过。没办法欧阳修只能在事后苏轼拜见他的时候，偷偷的向苏轼询问这个典故的出处。
面对欧阳修的询问，苏轼苏轼笑道：“何须出处。”很直白的告诉他们，这个故事纯粹就是自己为了佐证自己文章的观点编出来的。也幸好是因为这篇文章确实是写的不错，正所谓瑕不掩瑜，欧阳修和梅圣俞没有因为这个而去怪罪苏轼。
这算是文坛雅事，亦是非常人做的非常事，无法复制。
对于苏前辈的不吝赐教，王棣自是虚心接受、铭记于心。
另外，李格非也提了些中肯的建议。嗯，王三郎的人缘不错。
李格非于神宗熙宁九年点中进士，虽然名次不高，但也是正经科班出身，身份清贵。
其刻意于词章，诗文俱工致，人谓其“文高雅条鬯，有意味，在晁、秦之上，诗稍不逮”，《洛阳名园记》为其散文代表作。
嗯，其非止自身文采出众，配偶也大有来头：发妻王氏乃是名相王珪之女，王珪便是“四相簪花”中的其中一位，另三位是韩琦、王安石和陈升之；续弦是仁宗天圣八年庚午科状元、检校太师王拱辰的孙女王氏。两位妻家都是名门，好在历下李氏亦不遑多让，正好门当户对。
李格非虽诗才“逊”于王棣，但也是熟谙科举门道，能知无不言，王棣当然得领对方这个情。
更何况，对方是小萝莉李清照的生身父亲。
虽然年幼，但小度娘已显露出“女中酒霸”的本色，某回喝了几盅果子酒，小脸蛋红扑扑的，黑白分明的眼眸却甚是明亮，笑嘻嘻地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这阙词雄浑苍凉，大气磅礴，笔力遒劲，境界宏阔，自有横槊气概，固是英雄本色，须关西大汉，执铁板而高歌。李清照一总角小娘子，声音稚嫩明丽，唱起来居然别有一番味道。再加上她性情爽利，天真浪漫，酒后憨态可掬，着实叫人喜欢。
王棣当然没有某种邪恶喜好，只是想着能眼见着这位词坛女帝萝莉长成，总是会有异样的感受。
此次返回江宁，李格非亦携带爱女回转汴京，两路人马同行了数天，倒也很是热闹。
一路上，李度娘最爱跟在王棣身旁问东问西，十足一个好奇宝宝。这也难怪，闲来无事，王棣便与宗沐、聂胜琼主仆讲些个后世的奇趣见闻。在这个时空，千年之后的一切自是光怪陆离的。王棣娓娓道来，语调平淡，却让听者愕然乍咋舌。
之后，李格非折道山东，先回老家略作停歇，再回京述职。临别前免不得叮嘱几句，言道在东京再见。
李清照心里惦念王棣未曾讲完的《笑傲江湖》，噘着小嘴“告诫”对方，明年去了汴梁一定要将这个故事讲完，不许光挖坑不收尾。
这小娘子，确是有侠义情怀的。
杭州之行，经历了一些事，认识了一些人，很丰富的一段日子。
回到江宁，已是七月，忙完祭拜后，八月乡贡已是近在眼前，这些日子，半山园的学习氛围很浓，便是王未、王末也“收敛”起来，不去打扰王棣等人的备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