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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羞倚醉不成歌。纤手掩香罗。偎花映烛，偷传深意，酒思入横波。看朱成碧心迷乱，翻脉脉、敛双蛾。相见时稀隔别多。又春尽、奈愁何。”
这阕《少年游》写闺情离思，那娇羞少女的情态跃然纸上，让人羡煞爱煞，那份温情美妙真是有浓得化不开啊。
这张耒从小就受着正统的诗礼的熏陶，加之受业于山阳学官，少年时即表现出对文辞的灵感，十有三岁而好为文”(《投知己书》)，十七岁作《函关赋》，传诵人口。
熙宁六年，其二十岁时，由神宗亲策为进士，王安石负责提举，授临淮主簿，开始步入仕途。
熙宁六年至元丰八年，其先后在安徽、河南等地做了十多年县尉、县丞一类地方官，并因秩满改官不断，往来京洛间，为政特别辛劳。
元佑元年，范纯仁荐举张耒参加太学学士院考试，被提擢任为秘书省正字，其后历任着作佐郎、秘书丞、史馆检讨。馆阁八年，张耒有缘披览国家藏书，过着“图书堆枕旁，编简自相依”的生活，其文翰学术也日有进益。
这期间，张耒在暇日与友人或举酒欢宴，或同游京都名胜，诗文酬唱，作画题跋，互相砥砺。
至于张耒何以与花想容有了瓜葛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有这么一阕《少年游》，便足以令人浮想联翩。只不过其文名虽不低，咖位却不高，要想为花想容落籍仍是力有不逮。
但他有个好先生啊，苏大学士做这种为妓女落籍的事可谓是行家里手，得心应手之极。
有苏轼出马，开封府尹王岩叟在此事是不会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洛党虽与蜀党斗的不可开交，但身为朔党大佬的王岩叟以刚直不阿、高风亮节着称，自是不会行此龌龊手段。
更何况，苏轼与朔党领袖刘挚私交颇深，并未因党争而丧失友情。
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和刘挚是为姻亲，刘挚的长子刘跂娶王巩的独生女为妻，因为这些复杂因素，总体来说，刘挚和苏轼之间尚属君子之争，没有出现你死我活和新旧党争类似的骇人局面；看其时苏轼的诗文，他在起草的有关诏书中涉及刘挚，如元佑元年十一月《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承刘挚辞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元佑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赐尚书左承刘挚生日诏》，元佑三年四月十三日《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挚辞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等，均言辞恳切，关怀备至，苏轼的大度、刘挚的耿介，均在这些文中灼灼可见。
是以，张耒若真心欲为花想容落籍，并不算难事。
不论何时，总有人拥有特权。
因为此事，京城不乏咒骂张耒老牛吃嫩草者——其已三十有七，花想容正是双十年华。爱情，果是无年龄地域贫富贵贱之分的……吗？
但自也有人为之祝福，王棣便是其中之一。
“苏门四学士”黄秦张晁，王棣皆已见过。
他认识黄庭坚最早，元丰七年苏轼过江宁访王安石时逗留经日，期间黄庭坚、佛印也一并前往。现今黄鲁直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王棣入京，自去拜会了黄庭坚、秦观、张耒三人。
至于晁补之，今年五月，他因校书郎官奉微薄，不足赡养，乃乞补外官，得以秘阁校理通判扬州。赴京途中，王棣路过扬州拜见姑父蔡卞，也一并结识了晁无咎。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与先生苏轼并称“苏黄”，晁补之与张耒并称“晁张”，秦观与黄庭坚被称作“秦七黄九”。
因为苏轼之故，再者王棣实在够妖孽，苏门四学士对这不知该如何排资论辈的少年郎极为友善。
若从王安石处算起，王棣该比这四人低一辈。但若从苏轼那算，王棣又应是四人的叔辈。关系有些乱，那便平辈相称好了。即便是如此，王棣却实是占了便宜的，有此四人为兄友，何其幸甚？
另外，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这未来的“苏门后四学士”他也一一拜会过。
嗳，苏轼这条大腿，王棣抱的好紧。
作为旁观者，张耒花想容，才子佳人，双宿双飞，乐见其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