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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皇帝大婚带来的都是正面利好消息。
至于皇帝大婚即算成人、究竟是高太后继续垂帘听政还是皇帝亲政，满朝臣工极默契的选择了暂时性遗忘。
作为低品级京官的王棣自是没有资格去参加皇帝大婚赐宴，只作为旁观者看着这场盛景。
宋代在京服职的文官，按其官阶分为京官和升朝官二等。唐代从宰相以下在京师做官者，均称之为“京官”。其中常能朝见皇帝的称为“常参官”，此外称为“未常参官”。宋代的京官含义又有不同，仅指不常参的低级文官，实际类似唐代的“未常参官”。这类京官的寄禄官，宋初有秘书省的着作佐郎、大理寺丞以下到秘书省校书郎、正字、将作监主簿等。神宗改革官制，自下而上有承务郎、承奉郎、承事郎、宣义郎、宣德郎(徽宗政和间改称宣教郎)等五阶，其官品为从八品、正八品和正七品。宋代初年，由吏部主管京官注授差遣事宜。太宗时设差遣院，与升朝官一起，由差遣院委派差遣。神宗改制后，废除京官之称，规定在法律上和一般公文中都称“承务郎”以上，不过时俗仍沿旧习称京官。
唐代的常参官在宋代称为“升朝官”。这是对可以朝见皇帝和参加宴坐的中、高级官员的总称。大宋前期，文臣自太子中允，武臣自内殿崇班以上均为升朝官。神宗改革官制后，文臣自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武臣自修武郎到太尉，为升朝官。又改侍从官以上官员每天赴垂拱殿朝见，称为“常参(日参)官”；朝廷各司的朝官，每五天一次赴紫辰殿朝见，称为“六参(每月六次)官”；另一种是每逢朔(初一)、望(十五)赴紫辰殿朝见，称为“朔参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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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举状元其实授官并不高。
太祖时，文状元的初授官比较低，新状元初授官多为初等职官，即从八品的选人阶（防御、团练、军事推官及军、监判官）。如建隆元年状元杨砺初授凤州团练推官。开宝八年状元王嗣宗只授司寇参军，比团练推官还低一等。只有建隆二年状元张去华、开宝六年状元宋准初授秘书省校书郎、直史馆，仕途起点从京官阶开始。
到了太宗朝，状元的初授官有了很大提升，从选人阶升至京官阶。如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吕蒙正初授将作监丞、昇州通判。将作监丞为从八品的京官阶，而州通判则是七品差遣官。在宋代，选人阶与京官阶之间横着一条鸿沟，要跨越非常困难，大多数选人终生沉浮于“选海”不得改秩。新科状元刚入仕途就越过选人阶，直接授予京官阶，并出任一州的副长官，这样的恩遇前所未见。“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
仁宗朝以后，科举改革逐步完成，科举取士制度步入了稳定发展的阶段，加之大量科举人才进入官僚机构造成员缺紧张，进士初授官也出现了调整。部分新进士由直接授官改成“守选”，通常要守“五选”，即登第释褐后再等待一年三个月才能赴吏部铨选注官。这种情况下，状元的初授官虽然维持在京官阶内，但在品阶、待遇方面受到裁抑，再无初授通判差遣的记录。
三月底，吏部给新科进士授官，状元王棣授承事郎、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榜眼马涓授忠正军节度推官，探花朱谔授成都观察推官。另外，赵子栎、赵子棣、赵鼎臣等也各授职官。
承事郎，文散官名。宋始置，为文官第二十三阶，正八品，相当于唐的征事郎。元丰改制用以代大理评事，为状元及第、宰相任子之初官，为正九品。
至于“签书雄武军节度判官”，太平兴国四年始于诸节度州置，以京官充任，掌助理郡政，总领诸案文移，凡郡事皆与守倅通签书。
而“雄武军”则有些扯蛋了。
唐天宝六载，安禄山筑雄武城，为北边军事要地，后置军使。会昌二年，回鹘那颉啜帅军“南趣雄武军，窥幽州”，为卢龙节度使张仲武击破。
那么这地儿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后世的河北宣化。
五代时期，公元年契丹立国后，随即南侵文德县，宣化地域为契丹所占据。石敬塘割让包括幽、云、武州等大部分已属契丹占据的十六州后，契丹改称辽国，辽改武州为归化州，仍辖文德县，属西京路。宣化仍为归化州和文德县治所。
也就是说，王状元只得了个承事郎的散官，职官却是虚无缥缈的，事实上他并无实职。
这也太逗了吧，还能这么玩？自我娱乐？
王棣简直醉了。
据苏轼透露，王棣的任命是皇帝跳过吏部亲自拟定的，具体原因不详。官家的心思可真令人费解。
对于王棣而言，暂时留在东京也不错，这不八月就要成婚了么，虽然有婚假，也是麻烦。在京待选正可借这段时间捋清思路，好好规划未来。
接下来的日子他反而成了最悠闲的那一位，婚礼之事自有人负责筹备，毋需他去添乱。前一段日子的疯狂聚会联谊后，同年进士纷纷离京赴任，除了末甲待选，也只有他仍留在京中。
哦，倒是与宗泽见了数回，发生了一些有趣的事情。
宗泽在省试排名不高，但其原本就重实务，长于策问，王棣等人以为其在殿试定能有更好的发挥，排名定会更高，但事实并不是。
宗汝霖同志太过耿直，心里想什么全一股脑的兜了出来，不吃亏才怪。
不过，乱世出英雄，时势造英雄，这样的时代，需要他这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