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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到上百架运输机的空投补给，战斗力恢复了四成以上。
在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16集团军一扫前期颓势，甚至出现了团级单位追着日军联队打的局面。
站在桂南的土地上，我不禁想起四年前的同一天——39年11月15日，日军同样在这里发动攻势。
那时华国军队缺乏重武器和制空权，只能依靠血肉之躯抵抗日军的钢铁洪流。
39年的桂南会战中，华国军队虽然最终收复昆仑关，但付出了伤亡余人的惨重代价。
当时参战的第5军作为华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装备的还是苏制T-26坦克和德制装甲车，与如今华联国防军的“华夏一型”主战坦克（豹式坦克）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短短四年时间，战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华国军队已经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从兵力优势转为火力优势，从单一军种作战转为多兵种协同作战。
夏红泉师长的宣言，背后是一种民族心理的根本转变。
曾经，我们对日作战多是“抵抗”、“持久”、“以空间换时间”，现在则变成了“消灭”、“歼灭”、“彻底解决”。
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武器装备上，更体现在官兵素质和战略思维上。
华联国防军的军官大多年轻专业，士兵训练有素，对自己的装备和战术充满信心。
部队内部的官兵关系也更加平等，一位老兵甚至直接称呼师长为“小夏”，而师长则称他为“老班长”。
这与旧式军队的等级森严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反映了华联国防军的新型建军理念。
夏将军的宣言也引发了我对国际战局的思考。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希望寄托于国际援助和盟军反攻，但华联国防军的表现表明，炎黄子孙有能力独自决定战场局势。
这并不是要否定联盟作战的重要性，而是强调华夏民族在这场战争中的主体性。
我们有能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有能力主导东亚战场的进程，有能力对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彻底清算。
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或许比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都更加重要。
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知报道这样的宣言需要承担的责任。
这不是简单的煽情或民族主义情绪宣泄，而是基于战场实际和力量对比的客观判断。
《大公报》一向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坚持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原则。
但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也需要传达人民的呼声和军队的决心。
夏红泉师长的宣言，不仅代表他个人，也不仅代表华联国防军，而是代表了四万万五千万华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离开第14装甲师指挥所时，远方的炮声依然隆隆。
我回头望去，夏红泉师长已经登上坦克，率领钢铁洪流向日军阵地发起最后冲击。
这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曾经饱受侵略的华国，已经拥有了彻底击败敌人的能力和决心；曾经屈辱忍让的民族，已经发出了复仇与清算的强音。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役，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站在桂南的土地上，望着远方仍在继续的装甲突击，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夏红泉师长的宣言——这是一个民族的重生，是一个国家的崛起，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本报桂南前线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