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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越国的几位主要钢铁厂主联合起来，前往王府求见朱祁锂。他们带来了共同的诉求：劳动国际推行的新工业标准在当地实施难度太大，希望暂缓执行。
“光是改造一座高炉就要投入五十万元，我们实在难以承担。”一位姓王的厂主诉苦道，“而且标准要求工人参与监督，这会打乱生产节奏。若是延误了订单交付，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
朱祁锂没有立即做出回应，而是派人请来了郑大山。郑大山抵达后，面对厂主们的质疑，取出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
“根据已有的实践数据，按照新标准完成改造的高炉，能耗能够降低百分之十，故障率减少百分之五十。从长远来看，这是一笔划算的投资。”郑大山平静地陈述道，“关于工人监督，我们强调的是合理建议，不会无故干扰正常生产秩序。”
另一位厂主质疑道：“这些数据从何而来？我们怎么知道改造后不会反而增加成本？”
“韩国两家钢厂已经完成了高炉改造，数据来自他们的实际生产记录。”郑大山回答道，“如果各位需要，我可以提供详细的生产数据报告。若有任何不实之处，我愿意承担责任。”
厂主们一时语塞，但脸上仍带着不情愿的神色。朱祁锂见状提出了折中方案：“给你们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两个月后必须开始改造。如果确实有资金困难，政府可以帮助申请劳动国际的低息贷款。”
厂主们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然而郑大山心里明白，这些人很可能只是表面顺从，很可能在设备质量和工人参与度上做文章。
几乎在同一时间，明国松京城内，几位纺织厂主正聚集在李大人的府邸内商议对策。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们决定采取“表面合规”的策略——对外宣称完全按照标准进行改造，实际上却采购便宜的劣质配件，防护装置也只安装在最关键的位置。
“劳动国际的检查人员不可能每个工厂都查得那么仔细。”刘老板自信地说，“只要能够通过检查，拿到补贴，后续怎么操作还是我们说了算。”
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厂主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很快开始联系采购劣质配件。然而他们没有料到，劳动国际早已预见到这种情况，派出了二十名监督专员前往明国，每名专员负责监督五个工厂的改造过程，不仅检查进度，还要查验配件质量。
刘老板的纺织厂成为第一个被检查的对象。监督专员在车间巡视时，很快发现新安装的防护装置钢板厚度不足，比标准要求薄了两毫米。
“这不符合标准要求，必须更换。”专员毫不妥协地说，“如果不更换，不仅无法获得补贴，还将暂停你们的技术授权。”
刘老板急忙辩解：“更换钢板需要额外支出，能否通融一下？”
“没有通融的余地。”专员态度坚决，“标准是为了保障工人安全，不能打任何折扣。”
刘老板无可奈何，只能重新采购合格钢板。其他厂主听说此事后，也不敢再使用劣质配件，只得按照标准进行改造。
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明国本地的配件厂生产能力有限，合格的防护装置和机床零件供应不足，导致许多工厂的改造工程不得不停滞等待。
李大人只得再次联系劳动国际，请求协调配件供应。周明远回复表示，联邦配件生产联盟可以优先向明国供货，但前提是明国的工厂必须允许工人代表参与配件验收，确保配件质量。
“这又是在扩大工人的权力。”李大人内心不满，但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条件。
九月初，联邦工业设备通用标准正式全面推行。各国工厂随处可见改造工程的场景：纺织厂加装防护装置，造船厂更换焊接设备，钢铁厂改造高炉。工人们不仅参与监督，还主动提出改进建议，如在防护装置上开设观察窗以便查看设备运行状态，在焊接设备旁加装排烟装置以改善工作环境。
就在一切看似步入正轨之时，新的危机正在暗处酝酿。十月中旬，南武洲的一家私人工厂突然宣布，他们成功研制出“符合联邦标准”的机床，价格比联邦配件生产联盟的产品低三成。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明国的刘老板第一个前往南武洲考察，发现该厂生产的机床确实看似符合标准要求，且交货周期更短。
“以后我们不必再从虞国购买设备了，能节省大量成本。”刘老板回来后立即向其他厂主推荐，“而且这家工厂不要求工人参与监督，管理权完全在我们手中。”
宁国的几位船厂主也前往考察，并订购了五台机床。然而好景不长，问题很快浮现：南武洲的机床虽然初期能够达到标准，但使用不到一个月，精度就开始下降，部分甚至出现故障。
宁国一家船厂使用南武洲的机床加工船体零件，由于零件误差超标，导致船体组装时出现严重缝隙，不得不返工，造成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
“这就是贪图便宜的后果。”船厂的工人代表直言不讳地说，“当初我就建议选择联盟的设备，厂主不听劝，现在出了问题又能怪谁？”
厂主追悔莫及，前往南武洲寻求赔偿，却发现那家工厂早已人去楼空。调查后发现，这家工厂实际上是临时组建的，使用翻新的旧零件组装机床，根本没有能力生产合格产品，纯粹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
这一事件发生后，劳动国际加强了设备质量认证体系，要求所有供应商必须通过严格审核才能列入合格供应商名单。同时，各国也加强了对工业设备采购的监管，要求必须要有工人代表参与采购决策过程。
刘老板和其他厂主不得不重新向联邦配件生产联盟下订单，改造工程才得以继续。然而，这一系列事件也让反对新标准的势力找到了新的借口，他们开始在各处散播质疑劳动国际标准的言论，认为这些标准过于严苛，不适合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
面对新的挑战，劳动国际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日益复杂的局面。郑大山在会上提出，应当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督机制，同时加强对本地配件生产商的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成本。
“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郑大山总结道，“我们必须让各方明白，标准不是为了制造障碍，而是为了共同的发展和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