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那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挑战的年份，而我的人生也在这一年发生了重大转折。
河汊乡的工业发展正处于整顿清理的关键时期，全县大干工业的通案工作会议即将召开。
余书记让我代表他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汇报情况，提交方案。
接到这个任务时，我心里直打鼓，觉得由我去汇报方案不太合适。于是，我请示余书记能否让方乡长带队参加，我带上方案一同前往，由我提供材料，正职汇报更能显示对会议的重视。
余书记却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嫌官小了吗？没关系，让你出去锻炼锻炼，见见大干部。怕什么，你就按照准备好的材料说，把领导讲话精神带回来就行。”
我见无法推辞，便询问了通案时间。余书记说：“下午四点半钟到会场不迟，因为他们是一家一家过堂的，早去了也没用。”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在下午四点钟到达了会场。
会场设在县政府的一间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排列整齐的桌椅上，给人一种庄重严肃的感觉。
我走进会议室，目光所及之处，各个乡镇都是党委书记亲自前来通方案。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莫名的紧张感涌上心头。
我在心里暗暗思忖：为何偏偏是我来汇报呢？我这么年轻，又只是个副主任，在这样的场合，真的能胜任吗？但事已至此，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轮到河汊时，新来的邓成和县长目光落在我身上，问道：“你在乡里做什么呀？”我赶忙回答：“报告县长，我叫甄皓，是河汊乡经委分管工业的副主任。”县长微微点头，“噢！那你开始吧！”
那时我才 26 岁，又是新进班子的，会场上的大多数人都对我感到陌生。我开始汇报时，下面传来一阵轻微的议论声，那声音就像一群小麻雀在耳边叽叽喳喳，让我更加紧张。
我只能尽量提高嗓门，放慢速度，逐字逐句地讲读，同时在心里做好准备，随时回答领导们可能提出的疑问。
当我汇报到过去的亏损情况，提及砖瓦厂亏损 22 万元时，邓县长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他气愤地打断我：“你不要再往下说了，叫你们余登科书记来，并请你告诉他，就说我邓成和讲的：
河汊工业全县最差；
河汊工业全县亏损最多；
河汊砖瓦厂在全县砖瓦行业亏损最多；
河汊党委对工业最不重视；
河汊工业最没有希望。”
这一连串的“最”字如同五记重锤，砸得我有些发懵。说完后，他又厉声对我说：“你回去必须原原本本地将我的话告诉余登科，不得有误。”
在场的其他乡镇党委书记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只觉得自己像个被展览的小丑，懦弱得说不出话来。
我正想坐下，邓县长手一挥，大声说：“你现在就可以回去。”
我往外一看，天色已大黑。邓县长似乎察觉到了我的为难，缓声说道：“你先到招待所住下，明天一早回去吧。”
我犹豫了一下，心中却满是焦虑与不安。我想，我必须尽快把这个情况告诉余书记，不能耽搁。
于是，我没有听从去招待所的安排，而是毅然决然地骑上自行车，向着河汊飞奔而去。
往日白天骑车经过泗洲湖堤密林深处时，我都会心生胆怯，可今天，前方是黑洞洞的一片，我却毫无惧色。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啸，仿佛在为我鼓劲儿。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会议上的场景，心中充满了自责与懊悔。
我在想，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如果我能更机智一些，是不是就不会让河汊乡陷入这样的困境？
我只顾拼命蹬车，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赶紧把情况汇报给余书记。
等到了河汊，全身已汗如雨下，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我却顾不上疲惫，直奔余书记的办公室。
我如实地向余书记汇报了情况，余书记沉默了许久，他的脸色阴沉得仿佛能滴出水来。他微微皱着眉头，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与无奈。他缓缓地叹了口气，只说了句：“你先去休息吧！”
那声音里透着深深的失望。我能感觉到，余书记的内心十分复杂，他或许在为河汊乡的工业现状担忧，或许在为自己的决策失误懊恼，又或许在为我的表现感到不满。
我默默地退出办公室，心情沉重得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第二天一早，余书记骑车前往县政府汇报工作。下午回来时，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心情极度不佳。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想听我谈谈看法。我依旧实事求是地说：“明年工业最多可实现 500 万产值。”（实际上，能实实在在达到 200 万左右就不错了。）
余书记皱着眉头说：“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就是在于太老实，人家能报 1000、2000 万，我们为什么不能？”
我一时语塞。我心里满是委屈，这明明是按照他的要求和口径汇报的呀，怎么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呢？
我忍不住说道：“书记，我是按照您的意思汇报和计划的，您的意图有变，我却不知道，您也没有示意，我怎么能理解呢？”
余书记有些不耐烦地说：“做行政干部，尤其是做领导的，搞政治的要灵活点，你看人家都谈一片大好形势，争取两三千万，你却说得一团糟，还说 500 万……这是什么计划？”
我据理力争：“余书记，我在会上说 500 万已经超过两套班子会议研究时 300 万的 200 万了。因为我刚到会场听见城关乡说明年实现 800 万，后来以 1000 万通过。
我就临时自作主张地把计划由 300 万调为 500 万。昨天我到会本身已是最后一个人，根本没有听到其他乡镇说什么。”
余书记很不开心地挥挥手：“你先回去吧！”
离开余书记的办公室，我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你这个人将来吃亏在于太老实。”
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实本分也会成为一种错误？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工作，实事求是，就能够得到认可和尊重。可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在后来不久的全县工业大会上，乡长方伏和在会上作了题为《我们的砖瓦厂为什么年年亏损》的检讨性发言，河汊的工业在全县倒数第一已成定论，余书记因此又大失人气。并加速他调离河汊的进程。
从那以后，余书记不再像以前那样信任和器重我了。我虽然心里明白，但还是装作不知道，依旧像往常一样奔波忙碌，只是再也没有了曾经的赞扬和强有力的支持。
我就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和选择，难道在官场上，真的只有圆滑世故才能生存下去吗？我不甘心就这样被现实打败，可又不知道该如何改变。
1984 年春天，余书记调往县老干局任局长，方伏和成为书记，冯集乡党委秘书楚大豹调任河汊任乡长。在余书记知道自己即将调走之前，他让我陪他到乡政府院墙外边散步边聊天。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微风轻拂，树叶沙沙作响。我们走在乡间小路上，余书记的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他给我讲了一个小故事：清朝有位宰相叫张玉书，才能出众，能言善辩，深受皇上赏识。可大臣们嫉妒他，常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坏话。时间久了，皇帝听信谗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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