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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阴云密布的日子里，天空仿佛被一块厚重的灰色幕布紧紧笼罩，整个世界都沉浸在一种压抑的氛围之中。
我站在窗前，望着那阴沉的天空，心情也如同这天气一般，沉重而忧虑。
一则刊载于报纸之上、讽刺乡镇干部的低俗笑话段子，如同一阵狂风，迅速在人们之间传播开来。那笑话言语粗俗、格调低下，实在难以登上大雅之堂，可它却似一把锐利无比的尖刃，毫不留情地折射出社会大众对某些乡镇干部那深切的不满与汹涌的愤懑怨怼。
“某乡长驱车下乡，一对公母牛望见之后，皆惶恐不安、惊慌失措地拼命奔逃。在匆忙逃窜的路途之中，母牛满心狐疑地询问公牛：‘你到底在惧怕什么？这般不要命地狂奔？’公牛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回答道：‘这些乡镇长专门喜好吃牛鞭，倘若落入他们的手中，我哪里还有半点儿活路！’公牛紧接着反问道：‘欸，你身上可没有那物件，为何也跟着如此拼命地跑呀？’母牛一脸惊惧地回应：‘你难道还未曾听闻吗？乡镇长专门喜好吹牛皮，碰上他们，还不得把我给活活吹死啊！’”
每当在茶余饭后听到友人讲述起这则笑话，众人虽说只是无可奈何地付之一笑，然而，心底却也禁不住油然而生出无限的感慨。为何会有这般辛辣尖锐、入木三分的讽刺直直指向乡镇干部们？这其中的缘由，着实值得我们进行一番深刻而审慎的反思。
在我的记忆中，确实存在着一部分行为不端的乡镇干部。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路过一家豪华饭店，透过明亮的玻璃窗，我看到里面一群乡镇干部正在酒桌上推杯换盏，大谈阔论。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却对窗外百姓们那忙碌而疲惫的身影视而不见。
他们的行为就像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让整个乡镇干部群体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想起自己在河套担任镇长的日子，那时的我们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困境。
上级的指令如同急风骤雨般袭来，我们只能匆忙应对，却很少有时间去思考是否适合本地的实际情况。
有时候，我们也想做出一些改变，但又担心违背上级的意愿，遭到批评。这种无奈的处境，让我们在工作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小镇的街道上，行人匆匆，车辆驶过，扬起一片灰尘。
80 年代后期兴建的政府办公楼，形单影只地矗立在铺着石子路的街道北侧。那陈旧的墙壁，斑驳的门窗，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除此之外，再难寻得一栋像样的楼房。每逢阴雨连绵的天气，街道两边的下水沟一截一截地堵塞，积水肆意横流，杂草疯狂丛生。
时常能够看到散放的牲畜在街道上悠然自得、漫无目的地闲逛。就连镇政府的院子里，也到处长满了繁茂的杂草藤蔓，一片荒芜萧瑟之景。
再加上党组织对于基层干部的考评晋职管理方面，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显得相对宽松且粗放。
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如同汹涌的潮水，不断侵蚀着干部队伍。
在干部提拔使用的导向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谬误，苦干实干的人反倒不如那些满口大话假话的；讲实话真话的反倒不如那些善于吹牛拍马的；有能力会干事的反倒不如那些有钱有关系的。
这样扭曲变形的错误导向，造成了基层干部队伍良莠不齐的现象愈发严重，在群众当中的形象也是每况愈下、日渐式微。
有些乡镇干部，过度沉迷于权势、关系和权术，贪婪的欲望如脱缰的野马，毫无节制，毫无底线。
在工作中，他们不是将上级的精神与本地的实际情况有机融合，而是生硬地搬套，甚至不惜使出欺上瞒下、仗势欺人的卑劣手段。
有的更是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一心趋炎附势、背信弃义、虚情假意，丝毫不在意自身的形象和所造成的影响。
为了满足一己的私利私欲，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竟然全然忘却了做官应当为民做主、造福一方的神圣宗旨，甚至毫不顾惜地抛弃了人格尊严，在人民群众当中造成了极其恶劣、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而近些年来，在乡镇干部的任用提拔过程中，很少遵循群众推荐的途径和方式。
在实绩考评方面，往往存在着“轻信虚假数据，倾听浮夸大话，追求表面空架子”的荒唐现象。
正如当时广为流传、令人唏嘘不已的顺口溜所讲：“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然而，局外人又如何能够切身体会到身为一个乡镇长所面临的重重艰难呢？在尚未坐上这个位置以前，众多人都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倘若能够主政一方，必然会心系百姓，不忘最初的本心，全力造福于民。
可当真正身处那个职位，才深深地体悟到其中那无尽的无奈与难以自主的身不由己。
就如我，在河套担任了整整三年的镇长，在这段期间所历经的酸甜苦辣，唯有自己最为明晰。
我能够问心无愧地讲，在我的任期之中，虽说的确存在一些失误，然而相较我为河套所作出的贡献，那些失误实在是微乎其微。
因为，我亲眼目睹并亲身参与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从曾经的繁荣昌盛逐步走向低迷衰落，而后又由低迷缓缓回升至繁荣兴旺的整个历程。
当我离开的时候，它仿佛一片充满着蓬勃希望的绚烂朝霞，又恰似一颗璀璨耀眼、熠熠生辉的明珠闪耀于泗洲湖畔。
可当下的小镇，呈现出的却是一幅令人忧心忡忡、愁眉不展的景象。上报的产值远远超出了实际数字，其中的水分自是不言而喻。
据县目标办考核结束后的相关消息，一个规模并不庞大的缫丝厂，每年的招待费用竟然高得令人瞠目结舌，而镇政府的财政状况早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
这种现象的存在是无可争辩、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说与不说，似乎都并非那般重要。
群众所亲眼目睹的是，在这段时期，小镇提拔了一批干部：厂长破格提拔为镇副书记；副书记晋升为乡长；乡镇长提拔为书记，而书记又高升为县处级领导。
究竟凭什么呢？无非是靠着吹牛皮，十说成百，百变成千，千又变成万。借此获取银行贷款，企业用一部分维持运转。再用较大部分来请客送礼、肆意吃喝，拉关系、走捷径。
提拔之后，人走了，留下企业巨额的亏空却无人过问。人家升官发财，逍遥自在，又有谁甘愿去得罪人，去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也就只能编编顺口溜，在茶余饭后当作笑料讲讲罢了。
面对如此这般的状况，怎能责怪群众有那些“奇谈怪论”呢？
我站在小镇的街头，望着那破败的景象，心中充满了无奈和忧虑。
我想起了相声大师马季和赵炎合说的相声中的经典台词：“我们吹牛人上嘴唇顶天，下嘴唇顶地。”
“那你们的脸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