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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穿过秦岭隧道时，车厢突然暗了下来。
"别怕，只是隧道。"我轻声说，感受着绿皮火车在铁轨上的轻微震动。由于巴省旅行社已经启程返回巴省了，而燕京旅行社在延安等我们。所以，我们去延安是乘坐绿皮火车，包下了三个车厢。
"徐仕林，你确定这次行程有意义吗？"吴珍妮压低声音，"他们都说延安又穷又落后，而且..."她没说完，但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西方媒体笔下的"红色恐怖"叙事。
"等到了你就知道了。"我笑了笑，转头看向窗外。陕北的黄土高原在晨光中呈现出一种温暖的金色，沟壑纵横的地貌像是一位老人脸上的皱纹，记录着岁月的沧桑。
车厢另一头，麻理逊正用他那台昂贵的日本相机拍摄窗外景色。作为学生会副主席，他起初对这个"红色之旅"持保留态度，但最终还是被我说服参加了。此刻他专注地调整着镜头，金丝眼镜反射着窗外的阳光。
"各位同学注意了，"我站起来拍了拍手，"再过半小时就到延安站。提醒大家，延安是革命老区，条件比较艰苦，但这里孕育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我的话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歌声打断。原来是坐在车厢前排的几位当地老人自发唱起了《南泥湾》，苍劲有力的嗓音回荡在车厢里：
"花篮的花儿香啊~听我来唱一唱~"
香港同学们先是惊讶，随后有人跟着节奏轻轻打起拍子。珍妮瞪大了眼睛，显然没想到会在火车上遇到这样的场景。麻理逊迅速转向声源，相机快门声不断。
"这是陕北民歌，"我解释道，"南泥湾是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开垦的荒地，后来变成了'陕北好江南'。"
当大巴车驶入南泥湾时，连最挑剔的同学也发出了惊叹。眼前是一片绿油油的稻田和果园，远处山坡上梯田如波浪般起伏，与我想象中同学们预期的"荒芜之地"截然不同。
"不是说延安很穷吗？"珍妮疑惑地问，"这看起来...很美啊。"
"这就是我想让你们看到的。"我指向窗外，"四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荆棘遍野、野兽出没的荒地。359旅的战士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硬是把这里变成了良田。"
我们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前下车。馆内陈列着当年使用的简陋农具——木犁、铁锹、纺车，每一件都磨损得厉害，显然经历了超乎想象的劳动强度。
"这些工具...太原始了。"麻理逊俯身观察一台纺车，小心地不去碰到展柜，"难以想象用这些能开垦出那么大的农田。"
"当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我解释道，"共产党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都亲自参加劳动。"
珍妮在一件打满补丁的军大衣前驻足良久。"这是...？"
"王震将军的大衣，"我看着说明牌，"他带领359旅开垦南泥湾时穿的。据说补丁摞补丁，最后重了好几斤。"
同学们围拢过来，车厢里那种轻松的气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肃穆的沉默。这些实物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它们诉说着一个与西方媒体报道截然不同的故事：不是"残酷的共产主义"，而是一群理想主义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奋斗与坚持。
下午我们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在一幅巨大的照片前，我停下脚步——照片上是毛泽东在窑洞前给农民讲课的场景，周围坐满了衣衫褴褛但神情专注的村民。
"看这个，"我指着照片，"当时边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运动。共产党人相信，要改变中国，首先要唤醒民众。"
"这跟历史课本上说的不一样..."一个同学小声嘀咕，"英国人的书上说共产党是用暴力强迫人民服从。"
我没有立即反驳，而是带他们来到抗日军政大学的复原场景前。"这里培养了十多万干部，他们后来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如果共产党真如西方所说那么残暴，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自愿放弃城市生活来这里吃苦？"
麻理逊认真地做着笔记，时不时推一下眼镜。我知道他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香港人，他的世界观受西方影响很深。但此刻，我看到他眼中闪烁着疑惑——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正在被动摇。
参观接近尾声时，我们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者。他穿着朴素的蓝色中山装，正在给一群小学生讲解。从他标准的普通话中，我听出了些许上海口音。
"这位是王建国老师，"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道，"他是上海知青，70年代在延安插队，后来留在这里教书。"
知青！我眼睛一亮。这正是香港同学们最感兴趣的群体——在西方叙事中，知青是被迫离开城市、遭受"迫害"的一代。我立刻邀请王老师给同学们讲讲他的经历。
"我是1970年来的延安，"王老师的声音温和但有力，"当时我才17岁，和你们现在差不多大。"他指着墙上一张知青劳动的照片，"看，那就是我们开荒的场景。"
"您...是被迫来的吗？"珍妮鼓起勇气问道。
王老师笑了："当时确实有政策要求，但'被迫'这个词不准确。我们那一代人有很多是真心实意想为国家做点事的。延安虽然艰苦，但这里的人民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坚韧、乐观、脚踏实地。"
他挽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一道疤痕："这是开荒时留下的。当时医疗条件差，是村里的老赤脚医生用土方子给我治好的。"他的眼神变得深远，"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可以回上海，但我选择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里更需要我。"
麻理逊突然开口："西方媒体说知青是被洗脑的一代，您怎么看？"
王老师不慌不忙："年轻人，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洗脑吗？是只让你听到一种声音。我在延安，可以收到家人的信，可以读各种书籍——当然，那个年代书籍确实有限。但真正的洗脑，是像某些国家那样，把不符合自己利益的历史全部抹去，只留下片面的描述。"
他的话让香港同学们陷入沉思。我知道，这种来自亲历者的直接证言，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有力量。
傍晚，我们来到杨家岭革命旧址。夕阳给毛泽东住过的窑洞镀上一层金色，枣园里的果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坐在石凳上，气氛比来时沉静了许多。
"仕林，"珍妮走到我身边，"我有个问题。如果共产党真的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中国还这么...落后？"她用了"落后"这个词时有些犹豫，但我知道这是很多香港同学的疑问。
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指向远处新建的楼房和蜿蜒的山路："珍妮，四十年前这里连电都没有。现在你看，虽然比不上香港繁华，但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发展需要时间，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的国家。"
麻理逊也加入了讨论："西方媒体总是拿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事..."
"什么是人权？"我反问道，"是空洞的口号，还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改善？我爷爷告诉我，解放前他经常挨饿，现在虽然不富裕，但全家人能吃饱穿暖，孩子们能上学——对他来说，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权。"
夜色渐深，我们在毛泽东旧居前的空地上举行了一场简单的讨论会。同学们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土地改革到文化大革命，从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我尽我所能回答，也坦诚有些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关键是要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头脑思考，"我总结道，"不要盲目相信任何一方的宣传，包括我的。香港即将回归，你们这一代人将见证'一国两制'的实践。与其听信西方的妖魔化，不如亲自观察、判断。"
离开延安去燕京的火车上，气氛明显不同了。同学们三三两两地讨论着所见所闻，有人翻阅在纪念馆买的书籍，有人整理照片。珍妮靠窗坐着，手里拿着一个在南泥湾买的草编蚂蚱——当地老人现场教我们编的。
"仕林，"她突然说，"谢谢你带我们来这里。我...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些问题。"
麻理逊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条："这是我整理的几个问题，关于延安时期的民主实践。你能推荐一些书吗？"
我接过纸条，心中涌起一阵欣慰。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至少，他们开始思考了，开始质疑那些被灌输的刻板印象了。
火车驶入夜色中，窗外偶尔闪过的灯火像是散落的星辰。我想起临行前教授的话："香港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对祖国的认识。"此刻，看着这些沉思的面孔，我相信，这次延安之行已经在他们心中播下了思考的种子。
无论前路如何，至少他们开始尝试用自己的眼睛，而非他人的滤镜，来看待这片土地和它的历史了。而这，正是我组织这次旅行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