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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州市计生委档案馆的地下库房，陈志明在手电筒的微光下，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尘封的档案架。1980年代的生育登记册整齐地排列着，纸张已经泛黄发脆。他要找的是1985年云南边境某县的记录，这是从“园丁”早期活动轨迹中锁定的关键区域。
“陈队，这一册是1985年勐腊县的出生登记。”助手小张递过一本厚重的登记册，封面上的字迹已经模糊。
陈志明戴上白手套，轻轻翻开册页。边疆县的登记记录相对简略，许多条目只有姓名和出生日期，连父母信息都登记不全。在翻到七月记录时，他的手指停住了：
“1985年7月15日，男婴，姓名周正阳。母亲：杨淑芬，22岁，本地农户。父亲信息：未登记。接生员：李秀英。”
记录简单得可疑。更奇怪的是，“周正阳”这个名字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显得格外突兀。陈志明立即调取该县同期所有出生记录进行比对，发现其他新生儿大多使用傣族、哈尼族等民族名字，唯独这个“周正阳”使用的是标准汉名。
“立即查找杨淑芬和李秀英的信息！”陈志明预感这条记录背后必有隐情。
然而，户籍系统显示，名叫“杨淑芬”的女子在1986年就因“意外溺水”去世，年仅23岁。而接生员李秀英，则在1987年举家迁往外地，从此音讯全无。
“太巧了，所有知情人都‘消失’了。”陈志明眉头紧锁。
就在调查陷入僵局时，档案馆的一位退休老职工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那个年代，偶尔会有上面来的人，在县医院‘特殊病房’分娩，记录都会单独存放。”
在老人的指引下，陈志明在档案室最隐蔽的角落找到了一个标注“特殊事务”的铁皮柜。柜子里存放着几本不同颜色的登记册，其中一本黑色封面的册子引起了陈志明的注意。
册子内记录的都是在县医院特定病房分娩的情况，产妇信息大多使用化名。在1985年7月15日的记录页上，陈志明找到了关键信息：
“特护病房三号，产妇‘吴梅’（化名），25岁，血型AB型Rh阴性。男婴，体重3.2kg，健康状况良好。特殊备注：上级要求保密。”
“吴梅”这个名字让陈志明心中一震——这与“园丁”已知的化名之一吻合。而AB型Rh阴性血型，正是之前医疗报告中“园丁”的稀有血型。
“立即比对笔迹！”陈志明将这份记录与“园丁”的已知笔迹样本送往鉴定中心。
鉴定结果证实，记录上的笔迹与“园丁”的笔迹高度一致。这意味着，“园丁”很可能就是当年在边疆县秘密分娩的“吴梅”！
更深入的调查发现，当年负责“特护病房”的医护人员都在事后被调往不同地区，其中主治医生在1990年移民海外，护士长则在1992年因“医疗事故”被开除公职。
“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身份隐藏计划。”陈志明在案情分析会上说，“‘园丁’利用边疆地区的管理漏洞，秘密生下周正阳，并制造了假的农户身份作为掩护。”
林悦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推测：“‘园丁’选择在1985年这个时间点秘密分娩，可能与她当时的职务变动有关。她可能正在晋升关键期，不能公开生育事实。”
专案组立即调取1985年前后的干部任免档案，发现一位名叫吴雅琴的女性干部在该年突然“因病休假”半年，休假时间与分娩时间完全吻合。而这位吴雅琴，后来成为某重要部门的负责人，正是“园丁”的主要嫌疑身份之一！
“所有的线索都对上了。”覃枫激动地说，“‘园丁’就是吴雅琴，她为了仕途发展，秘密生下孩子，并精心策划了周正阳的农户身份。”
然而，就在专案组准备深入调查吴雅琴时，一个意外发生了：存放“特殊事务”登记册的铁皮柜突然失火，虽然火被及时扑灭，但1985年的记录册已被烧毁大半。
“有人不想让我们继续查下去！”陈志明愤怒地说。
更蹊跷的是，提供线索的退休老职工在第二天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所有的证据链再次被切断。
“但我们还有血型证据和笔迹鉴定。”林悦坚定地说，“这足以证明‘园丁’与周正阳的母子关系。”
专案组决定转变调查方向，开始重点追踪周正阳的成长轨迹。调查发现，周正阳虽然名义上是农户之子，却从小在县城接受最好的教育，费用都由一个“匿名助学金”支付。而这个助学金的资金来源，最终指向吴雅琴主管的某个基金会。
“她在暗中培养自己的儿子。”覃枫分析道，“让周正阳在底层历练，积累经验，等待时机接管她建立的网络。”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一个结论：“园丁”吴雅琴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牺牲了正常的母子关系，将周正阳培养成了她黑暗帝国的继承人。而周正阳的落网，彻底打乱了她的计划，导致她不得不疯狂反扑。
在向中央的汇报中，林悦写道：“此案揭示了个别高级干部为了一己私利，不惜铤而走险，甚至牺牲亲情，建立跨国的犯罪网络。我们必须从制度上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关键证据被毁，但“园丁”与周正阳的母子关系已经确证。这一发现，为最终摧毁“园丁”的犯罪网络提供了关键突破口。
陈志明站在档案馆门口，望着远方连绵的群山。他知道，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还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他的使命，就是揭开这些秘密，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