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野史大甩卖

第27章 纪昀才思伴君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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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二年(1724年),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沧州)的纪氏家族迎来一个男婴,父亲纪容舒为其取名“昀”,字“晓岚”,寄寓“光明磊落、文思清朗”之意。谁也未曾想到,这个孩子日后会成为乾隆朝最负盛名的文人,以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光耀千古,更以诙谐才思伴君左右,成为清宫轶事中绕不开的传奇。

纪氏是河间望族,自明末以来“代有闻人”,纪容舒官至云南姚安知府,工于考据,着有《唐韵考》等书,家风重“读书明理,学以致用”。纪昀自幼聪慧,“目下十行,过目成诵”,七岁便能作诗,十二岁随父入京,师从着名学者董邦达,学业日进。乾隆八年(1743年),十九岁的纪昀应顺天府乡试,以第一名中举,时人惊叹“河间神童,名动京华”(《献县志·纪昀传》)。

然而他的科举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乾隆十二年(1747年)会试,纪昀因“对策过于锋芒,不合程式”落第,直到乾隆十九年(1754年)才考中进士,列二甲第四名,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这段经历让他深知“才华需藏锋,文章合时宜”,为日后在乾隆朝的处世风格埋下伏笔。时任主考官刘统勋曾对人言:“纪昀才思敏捷,然欠沉潜,若能磨砺,将来必为栋梁。”(《清史稿·纪昀传》)

翰林院的十年,是纪昀积累学识、熟悉官场规则的关键时期。他历任编修、左春坊左庶子、福建学政等职,以“学问渊博,处事公允”着称。在福建学政任上,他整顿科场积弊,“革除请托,严防舞弊”,所取士子多为寒门才俊,当地百姓称颂“纪公持文衡,闽地文风振”(《福建通志·名宦传》)。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纪昀因父亲去世丁忧返乡,却意外卷入一场官场风波。其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因“亏空盐引”获罪,纪昀事先得知消息,用“盐案亏空,查抄在即”的暗语通风报信,事发后被革职流放乌鲁木齐。这段流放生涯虽艰苦,却让他眼界大开,“遍历天山南北,访西域风情,观边塞军民疾苦”,写下《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其中“戍楼西北望天山,九月霜风草树斑”等句,展现出与此前不同的沉雄气象(《纪文达公遗集》卷一)。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纪昀被召回京师,复任翰林院编修。此时恰逢清廷酝酿纂修《四库全书》,大学士刘统勋深知其才,力荐“纪昀博通典籍,尤长目录之学,可当总纂之任”。乾隆帝召见时,纪昀对答如流,谈及历代典籍源流,“援据精当,条理清晰”,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其为《四库全书》总纂官,从此开启了他“以文伴君”的政治生涯。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馆开馆后,纪昀成为实际主持者。面对“古今图书,浩如烟海”的局面,他制定了一套精密的编纂流程:先分类校勘,再撰写提要,最后统一润色,“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体例之异同,子集支派之原委,莫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清史稿·纪昀传》)。

他的工作之繁重超乎想象。据馆中档案记载,纪昀每日“卯时入馆,酉时方归”,平均审阅书籍二十余种,撰写提要数千字,往往“夜漏三下,犹篝灯改订”。对于有争议的典籍,他必“博考众说,折中至当”,如对《孟子》一书,既肯定其“仁义之道,为万世准则”,又指出“宋儒附会之说,非孟子本意”,体现出严谨的考据精神。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是纪昀最杰出的贡献。这部二百卷的巨着,为三千四百余种书籍撰写了提要,“每书先列作者爵里,次考书之内容,再论其得失,终定其存废”,不仅是目录学的巅峰之作,更蕴含着丰富的学术思想。他在《总目提要·凡例》中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徒为甲乙之次,实欲明圣学之旨。”这种将学术与思想引导相结合的编纂理念,深得乾隆帝赞赏。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第一部《四库全书》告成,纪昀因功升侍读学士,赏戴花翎。乾隆帝在乾清宫设宴嘉奖,亲赐纪昀“敏而好学”匾额,称赞其“综览古今,博辨洽闻,实为一代儒宗”(《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一百五十七)。

纪昀能在乾隆朝长期得宠,不仅因其学识,更因其独特的“诙谐侍君”之道。乾隆帝虽崇尚文治,却性情严苛,大臣稍有不慎便可能获罪,而纪昀总能以幽默化解危机,既不失君臣之礼,又尽显才思敏捷。

据《啸亭杂录》记载,一次乾隆帝在热河行宫看书,见“朕”字被误写为“予”,勃然大怒,质问纪昀:“此书乃你校勘,为何错字未改?”纪昀从容答道:“圣上明鉴,此字非错。书中所言乃‘匹夫之志’,故用‘予’字;若论天子之志,则必用‘朕’字。臣见圣上近日以匹夫之心忧天下,故未敢擅改。”一番话既解了错字之过,又颂扬了皇帝勤政,乾隆帝转怒为喜,笑道:“朕知你善辩,今日又被你绕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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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诙谐并非油滑,而是暗含讽喻。乾隆晚年好大喜功,多次南巡耗资巨万,纪昀借编书之机,在《南巡盛典》提要中写道:“巡狩之举,本为察民情、观吏治,若过于奢靡,则失本意。”乾隆帝看后虽未明言,却在后续南巡中有所收敛。这种“以文进谏”的方式,比直言抗争更易被接受。

一次乾隆帝命他为和珅新落成的府第题字,和珅想借机炫耀,纪昀却题“竹苞”二字。和珅以为是“竹林繁茂”之意,欣然悬挂。后乾隆帝见之,笑道:“此乃纪昀骂你‘个个草包’也!”和珅虽恼,却因纪昀题字巧妙而无法发作(《清稗类钞·诙谐类》)。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让他在复杂的官场中始终保持清名。

作为学者,纪昀恪守“实事求是”的考据传统。他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虽有政治审查的局限,但在学术校勘上堪称典范。对《说文解字》的整理,他“博考钟鼎铭文,参校唐宋类书”,纠正了历来传抄的数百处错误;对《水经注》,则“以郦道元原文为纲,删汰后世附会之说”,使这部古籍恢复原貌。其私人着作《阅微草堂笔记》,虽多记狐鬼故事,实则“借鬼狐喻人事,以因果劝世风”,体现出儒者的社会关怀。

作为官员,他始终坚守“清廉奉公”的原则。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他弹劾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曾参倒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多名高官,有“纪青天”之称。晚年任礼部尚书,主管科举,“杜绝请托,唯才是举”,嘉庆帝曾回忆:“朕幼年就读,闻纪公典试,所取多寒士,士林皆服其公。”(《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五)

他的处世哲学集中体现在《纪氏家训》中:“事君者,当忠而不谀;为学者,当博而不杂;待人者,当诚而不欺。”这种平衡之道,让他在乾隆朝历经风波而不倒,最终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成为“文章、功业、声名”三不朽的典范。

嘉庆十年(1805年)二月,八十二岁的纪昀病逝于京师。嘉庆帝闻讯震悼,亲赐祭葬,谥号“文达”,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施而有政,行而有节,是以谓之达”之意(《清史稿·礼志》)。

纪昀的一生,与《四库全书》紧密相连。这部中国古代最大的丛书,因他的主持而条理分明;而他也因这部书,成为“通儒”的代名词。清代学者洪亮吉评价:“先生于学无所不通,自经史子集至医卜星算,皆能言之成理,其《四库提要》一书,萃千古之文献,定百家之是非,可谓集目录学之大成。”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他展现的文人风骨。在文字狱盛行的乾隆朝,纪昀既未像吕留良那样以死抗争,也未像和珅那样同流合污,而是以“诙谐为外衣,坚守为内核”,在文化传承与政治压力间找到平衡。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曾写道:“天下之事,唯其有瑕,方显其真;唯其有节,方显其重。”这或许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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