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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静第一次看懂母亲的陶艺笔记，是在一个梅雨季的午后。潮湿的空气让工作室的陶坯总是干不透，她翻箱倒柜想找些旧报纸垫底，却在母亲床底的木箱里发现了这本用蓝布包着的本子。封面已经磨得发亮，露出底下暗黄色的纸板，上面用褪色的蓝墨水写着“陶碗成本计算”几个字，字迹娟秀得不像母亲那双常年沾着泥垢的手能写出来的。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1985年的市集摊位照片，母亲穿着浆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站在摆满粗陶碗的木桌前，嘴角抿着一丝拘谨的笑。郭静用指尖划过相纸，发现母亲身后的槐树影里，有个模糊的小女孩身影——那是五岁的自己，正蹲在地上用碎陶片画圈圈。
“看什么呢？”母亲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郭静吓得合上笔记本，像做错事的孩子。母亲手里端着一碗刚切好的腌萝卜，瓷碗边缘缺了个口，是郭静小时候学拉坯时做的次品。“你外婆走前留下的旧本子，别翻坏了。”母亲把碗放在桌上，腌萝卜的酸气混着陶土的湿气，在空气里弥漫开来。
郭静翻开第一页，上面记着1983年冬天的第一窑陶碗：“粗泥十斤，0.8元；釉料三钱，0.15元；松柴二十斤，0.6元。烧成碗坯三十五个，裂七个，废品率20%。市集售价每个1.2元，扣除成本，净赚23.4元。”字迹工整得像小学生的作业，每个数字后面都画着小小的算盘图案。郭静想起自己大学时的陶艺笔记，里面全是“泥土的呼吸”“窑火的诗性”之类的疯话，忽然觉得有些发烫。
“妈，你年轻时候也想当艺术家？”郭静指着笔记本里夹着的半张照片，那是母亲和外婆在老窑炉前的合影，母亲手里捧着一只未上釉的陶瓶，瓶身上用指甲刻着几缕流云。母亲正在收拾晾坯架的手顿了一下，没回头：“艺术家能当饭吃？那时候你外婆病着，你弟弟要交学费，一窑陶碗烧出来，裂口的能当次品卖，变形的只能砸了喂鸡。”
笔记本里夹着一张1987年的医院缴费单，背面用铅笔写着：“白泥涨价了，下次换紫泥试试，成本能降0.12元。”郭静想起外婆说过，母亲二十岁那年，本来有机会去景德镇学习，却因为郭静弟弟一场急病，把攒了半年的学费全交了医药费。“学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啥，”母亲后来总这么说，“能装三碗饭的碗才是好碗。”
第三页贴着一张泛黄的发票，是1990年买釉料的单据。母亲在旁边用小字批注：“李记釉料贵三分钱，但发色稳定，少废品。”郭静想起自己现在买釉料，眼睛都不眨就挑最贵的进口钴料，只为追求那抹“星夜蓝”的不可控窑变。有次母亲看见账单，念叨了三天：“够买多少斤米了，烧出来还不是一堆泥疙瘩。”
笔记本的中页，夹着一张用烟盒纸画的陶碗设计图。碗口是不规则的波浪形，碗底刻着细小的水波纹，旁边写着“给静静做个带星星的碗”。郭静的手指抚过纸面，发现烟盒纸的背面印着“丰收牌香烟”的字样——那是父亲生前最爱抽的牌子，他在郭静十岁那年死于一场窑炉事故，留下母亲和两个孩子，还有一屁股债。
“这碗……”郭静的声音有些发颤。母亲正在揉泥的手停了下来，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你小时候总说碗里映不出星星，我就想……”她没说下去，起身去开电扇，老旧的风扇发出“嗡嗡”声，把陶土的气息吹得满屋子都是。
1992年的记录里，有一整页都在计算不同窑温下的燃料成本。母亲用红笔在“最佳节能温度”旁边画了个圈，又在圈外写：“静静说窑火像星星，可星星不顶饭吃。”郭静想起那年冬天，自己穿着打补丁的棉袄，蹲在窑炉前看母亲烧窑，火苗从炉缝里窜出来，在雪夜里亮得像碎金子。“妈，窑火是不是天上的星星掉下来？”她问。母亲正往炉栅里添柴，头也不抬地说：“是能换米的星星。”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记着郭静上大学后的开销。“陶艺系学费：6800元/年”下面画了三道横线，旁边是密密麻麻的计算：“粗陶碗月销200个，每个赚0.4元，需卖1700个才能凑够学费。”郭静想起大二那年，母亲瞒着她去矿上背陶土，摔断了肋骨，却骗她说只是扭了腰。“学都学了，砸锅卖铁也得供你。”母亲当时说，嘴角还沾着没擦干净的泥渍。
“妈，你看这个。”郭静翻到笔记本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剪报，是五年前郭静第一次办个展的报道。母亲用红笔在标题“新锐陶艺家郭静：让泥土记住灵魂”下面画了线，旁边写着：“这傻丫头，终于不用捏能装三碗饭的碗了。”郭静抬头看母亲，发现她正对着窗外出神，鬓角的白发在陶土粉尘中若隐若现。
梅雨季的雨又下起来了，敲打着工作室的铁皮屋顶。母亲开始收拾桌上的腌萝卜，瓷碗缺角处碰在桌沿上，发出清脆的响声。“晚上吃面条，”她说，“你小时候最爱用这种豁口碗吃，说像小船。”郭静看着母亲佝偻的背影，忽然想起笔记本里夹着的那张便签，是她大学时写给母亲的：“妈，我不想捏能装三碗饭的碗了，我想让泥土记住我的温度。”母亲没回信，只是在下个月寄来的生活费里，多塞了一张纸条：“釉料钱算清楚，别赔本。”
雨越下越大，郭静走到窗边，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收晾着的陶坯。雨水打湿了她的围裙，泥点溅在裤腿上，像一幅抽象的地图。郭静想起自己刚学陶艺时，总嫌母亲做的碗太规矩，没有灵气。“等你饿过肚子，就知道灵气不能当饭吃。”母亲那时说，手里的泥条被搓得粗细均匀，像数学公式一样精准。
晚饭时，母亲把那只豁口碗放在郭静面前，里面盛着热腾腾的阳春面。“你外婆走前说，”母亲忽然开口，“陶土是有记性的，你对它好，它就不会裂开。”她顿了顿，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面条，“我以前总怕你饿死，觉得碗就得结实，能装最多的饭。现在想想……”
郭静抬起头，看见母亲的眼睛里映着桌灯的光，像窑火里未成形的釉色。“现在想想，”母亲继续说，“要是你爸还在，他肯定支持你瞎折腾。”她把一块煎蛋夹进郭静碗里，“那年他烧窑出事故，怀里还揣着给你捏的星星陶哨。”
雨还在下，敲打着窗棂，像某种古老的节拍。郭静低头吃面，眼泪掉进汤里，咸咸的。她想起笔记本里母亲的字迹，那些精确到分的成本计算，忽然觉得比任何诗都动人。原来母亲的陶艺经济学里，藏着的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女人在生活的窑炉里，用理性做柴，把感性烧成了最结实的容器。
深夜，郭静把母亲的笔记本放回木箱，在最后一页添了句话：“好的陶碗会呼吸，就像好的生活，总要留道缝给星光。”她走出工作室，看见母亲房间的灯还亮着，透过窗纸，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身影正在纸上写写画画。郭静知道，母亲又在计算下一窑的成本了，只是这次，她或许会在公式旁边，偷偷画一朵不成形的兰花。
雨停了，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照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郭静抬头望去，看见树影在窗纸上晃动，像极了母亲笔记本里那些关于成本与利润的曲线。而在那些曲线的缝隙里，正有细碎的星光漏下来，落进她心里那池早已解冻的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