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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两点十七分，手机还在震动。
“林致远，这不是技术问题，是信任崩塌的前兆。瑞士那边已经开始重新评估我们的治理架构……如果我们不能在七十二小时内提交‘明确决策流程’的合规说明，后续所有项目都会被标记为高风险。”
我站在B7区重建后的夜灯屋门口，风从破窗灌进来，吹动墙上挂着的《万家灯火录》手抄本页角。
那株灯芯草已经长到五厘米高，在月光下微微摇曳，仿佛某种无声的见证。
可这栋房子再暖，也挡不住外面正在逼近的寒流。
第二天中午，轮值会议在旧图书馆地下室召开。
空气沉闷，头顶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像是随时要烧断。
周公益大使第一个发言，声音发颤：“非洲南线难民营的夜灯系统上周被炸毁，三个孩子失踪，据目击者说，是因为黑暗中遭到了诱拐。我们有现成的太阳能灯具库存，只要一笔紧急拨款就能运过去——可现在连采购单都签不出去！”
她把平板摔在桌上，照片弹出来：焦黑的帐篷残骸，一双沾满泥的小鞋摆在倒塌的电线杆旁。
钱战略专家坐在角落，手指轻轻摩挲着笔帽，语气冷静得近乎冷酷：“程序不能跳。没有风险评估报告，无法判断物资是否会被二次劫掠，也无法确认接收方是否有能力维护设备。我们不是在做慈善表演，是在建立可持续机制。”
“机制？”李文化大使猛地拍桌站起来，椅子刮地声刺耳，“你知不知道‘机制’这两个字，在一个母亲抱着死去女儿尸体的时候，听起来有多冰冷？”
会议室瞬间死寂。
我注意到钱战略专家左手无意识地按了下西装袖口——那里露出半截银色药盒，印着医院缩写和药品名称：阿普唑仑。
抗焦虑。
散会后，我在楼梯间拦住了他。
“你撑了多久？”我问。
他怔了一下，苦笑：“自从你退出日常管理后，每次签字都像在替你做决定。我不是你，林致远。我看不见那些你看得到的东西——比如某个眼神，某句没说完的话。我只能依赖流程，因为那是唯一不会出错的东西。”
他说完转身要走，又停下：“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他们开始叫我‘影子林致远’。可我没有你的直觉，也没有你蹲下来听老人用手语讲故事的耐心。”
那天晚上，我收到一条匿名定位。
地址是城东废弃的工人文化宫，曾是我们最早放映社区纪录片的地方。
导航显示那里已荒废十余年。
李文化大使等在漆黑的放映厅里，一台老式胶片机还在运转，画面投在布满裂痕的墙上。
“这是我偷偷拍的。”他说，声音低哑，“过去半年，我跟拍了十二位轮值委员。”
镜头切换：一位财务主管凌晨三点倒在办公椅上，急救人员正给他输液；另一位委员在电话里对哭求帮助的母亲说“这个项目我不分管，请联系轮值窗口”；还有人在公众论坛上介绍“去中心化治理成果”，说到一半忘词，冲出后台呕吐不止……
最后，画面切到一段我几乎遗忘的片段——那个雨夜，我蹲在夜灯屋角落，听一个失语症老人用手语缓慢比划：“回家”。
李文化大使关掉机器，黑暗中只有一缕微光映在他脸上。
“他们在模仿你的方式领导，却忘了你是怎么倾听的。”他低声说，“我们造了一圈又一圈的轮子，可没人去检查轴承是不是还在。”
风从天花板的裂缝灌进来，吹得胶片轻轻晃动。
我忽然明白，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谁签字，也不是流程长短。
而是当我们把“防止一个人说了算”变成信仰时，是否也悄悄杀死了“有人能立刻做决定”的勇气？
走出文化宫时，天边已有微光。
我掏出手机，拨通钱战略专家的号码。
“明天下午三点，来B7区夜灯屋吧，”我说，“我泡茶等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好。”他终于应了。
挂断前，我望向窗外——晨雾未散，但已有零星的人影排在屋外，安静等待领取新一批培育好的灯芯草幼苗。
他们彼此递水、让位、帮忙照看背包，默契得如同多年邻里。
而我知道，有些东西，正在重新生长。
我泡的那壶茶是老白茶，陈了七年，刚煮开时雾气氤氲，像极了B7区冬晨的街巷。
钱战略专家坐在对面，背脊挺直，像是随时准备应对一场攻防战。
他没碰茶杯，目光落在摊在桌上的草图上——三圈嵌套的环形结构，最外层写着“响应层”，中间是“支持层”，内核则标着“守护层”。
“你说这不是权力分配，”他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是一种‘责任流动’？”
我点点头，指着窗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