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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党、闽党、粤党看似政见不合，却在维护海商利益上出奇一致——
浙江巡抚为宁波商人隐瞒走私丝绸，福建巡按对郑芝龙的海盗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广东布政使更是直接将关税银的三成划入私库。
到崇祯十七年，江南豪商早已不是嘉靖朝那个需要仰仗皇室鼻息的群体。
他们的船队比朝廷水师更精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里坐着浙商的代表，西班牙马尼拉的大帆船一半货物属于闽商。
小流求（台湾）的鹿皮贸易被浙商与闽商垄断，连荷兰人修建热兰遮城时，都要分给当地商人三成股份。
海禁政策成了他们最好的保护伞，明面上严禁贸易，暗地里却由官商勾结把持所有通道；
敢私自下海的小商贩要么被官军剿灭，要么被豪商的船队吞并。
东南沿海早已成了独立王国。新来的巡抚若想坐稳位置，必须先去拜见当地商会的“大掌柜”。
天启年间，广东巡抚试图整顿关税，不到三月就被冠以“通倭”罪名罢官；
崇祯初年，福建巡按弹劾郑芝龙，结果自家船队在赴任途中“遇海盗”沉没，全家葬身鱼腹。
这里的知府由商人推举，知县靠商会资助，连驿站的驿卒都认得商队的旗号。
官商之间早已不是勾结，而是通过联姻、认亲织成了一张巨网——
松江知府的女婿是宁波船商，泉州总兵的岳父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杭州织造的儿子娶了葡萄牙商人的女儿。
北京城的深秋带着一丝潮湿的寒意，钱谦益拆开儿子从南直隶寄来的家信，手指在“陛下欲查海商私税”的字句上停顿良久。
他望向窗外，思绪回到二月——
秦淮河畔的画舫依旧笙歌，只是船上的富商们谈论的不再是诗词歌赋，而是荷兰人新造的战舰与马尼拉的白银价格。
东林党背后的金主们对此嗤之以鼻，在他们看来，崇祯皇帝连中枢都敢随意迁移，连朝会都敢罢停，不过是个在龙椅上发脾气的孩童。
江西九江的官署里，七十六岁的李邦华正对着地图叹息。
这位被裁撤的御史台老臣拒绝了所有商人的拉拢，却忍不住常与东林学子彻夜长谈。
回乡之后接受袁继咸邀请，居留于九江行署，左氏父子莫名消失，这位江西总督亦喜亦忧。
他看着地图上被红笔圈出的九江、饶州、广信、梧州四府，那里的知县任免已全由地方商会决定，连税银都要先经商栈再入府库。
他知道这样下去国将不国，却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身边几个年轻学子身上——
他们的笔尖还带着书生气，尚未被铜臭浸染。
豪商们的底气远不止于此。
郑芝龙的水师在厦门港游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夹板船在澎湖列岛待命，西班牙人的舰队常驻马尼拉。
他们在江南的田产占了半壁江山，在京城的店铺连着六部衙门，连宫里的太监都收着他们的“孝敬”。
当李邦华“昏君无谋”的言论传到商栈，老板们相视大笑——
这个连朝堂都摆不平的皇帝，敢动他们分毫？
崇祯十七年的冬夜，苏州商会的密会持续到三更。
烛火下，几张熟悉的面孔映在东印度公司的股权证书上，三成股份的持有者名单里，赫然列着江南十二家豪族的姓氏。
有人提起小流求的交易，当年浙商与闽商联手将岛礁“租”给荷兰人，每年坐收十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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