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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旱之年颗粒无收，流民为求生存食用病死后的老鼠，使得原本在鼠群中传播的传染病，最终跨物种蔓延到人类身上。
人们形象地将这种瘟疫称为“鼠疫”，以此点明其与鼠患的关联。
鼠疫的症状繁杂多变，令人防不胜防：
起初多为高热不退、浑身酸痛，皮肤出现点状出血与溃烂；
随后部分患者腋下、颈部的关节处会生出鸡卵大小的囊肿，红肿坚硬，触碰即痛；
更有患者伴随剧烈咳嗽，痰中带血，最终因呼吸衰竭、咳血窒息而亡；
还有些人毫无征兆地陷入高热昏迷，往往不到一日便没了气息。
随着流民的迁徙浪潮，鼠疫如附骨之疽般沿着驿道、河道扩散，加上流贼作乱阻断救济；
朝廷赈灾无力，疫情不断加码，最终导致大明人口急剧凋零，仅剩江南少数行省因水网密集、鼠患较轻而未被严重波及。
许多医科家族历经几代人追踪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残酷的规律：
疫情往往紧随大旱而至。
自万历中期山西持续干旱起，到崇祯初年陕西大旱引发民乱，再到崇祯十六年山西、陕西、山东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
四月疫病先在晋陕边境初发，十一月便顺着流民涌入顺天府，直至崇祯十七年三月才因气温回升、鼠类活动减少而逐渐平息——
干旱与瘟疫，仿佛一对孪生恶魔，在大明的土地上交替肆虐，让本就凋敝的王朝雪上加霜。
台下一位须发斑白的老医匠叹息道：
“天旱则鼠多，鼠多则疫生。
流民逃荒时藏于洞窟、草垛，最易接触病鼠；
而官府为防流贼闭城，反而让疫区之人困于城内，疫病如何能止？”
医科的年轻博士们则在纸上快速记录：
“鼠传疫”“旱年高发”“封闭加速蔓延”，这些总结与活僵的传播特性隐隐形成对照——
无论是“麻神毒”还是“鼠疫戾气”，阻断传播路径都是关键。
朱有建听得面色凝重，接过话头：
“诸位既已摸清‘鼠疫随鼠起、旱灾助其兴’的规律，便该从源头着手。
其一，令工坊研制捕鼠器械，在城镇乡村推广；
其二，农科需改良储粮技术，减少鼠患损耗；
其三，医科要继续钻研吴先生的‘戾气说’，既然鼠疫由鼠传至人，那是否存在克制鼠群疫病的草药？
多管齐下，未必不能打破‘大旱必生疫’的魔咒。”
这番话让医家们眼中重新燃起微光。
是啊，活僵之毒尚能寻到应对之法，鼠疫虽烈，却已有迹可循——
只要找对方向，总有办法将这对“孪生恶魔”逐个降服。
礼堂内的气氛再次从沉重转向务实，众人开始低声讨论捕鼠工具的样式、储粮防潮的技巧；
连神谕会的成员都在记录中写下“灭鼠安境”的字样，将其视作对抗“邪魔”的另一重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