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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东林党背后的金主也浮出水面——
江南的盐商、绸缎商们私下凑了银子，还帮着牵线搭桥，竟让他们弄出了一份“攻守盟约”，明着是“共保江南安宁”，暗里却藏着对抗朝廷的心思。
乾德元年，皇帝拗不过大臣的请求，将南方事务交给他们处置。
于是朝廷接连几道令旨下去：
调黄得功、高杰、刘良佐三部，分别移驻扬州、凤阳与庐州，军营刚扎下，粮草便跟着运到；
又给何腾蛟拨了大批钱粮，让他在当地自筹募兵，扩充军力。
紧接着，五军都督府联合兵部与内阁，给浙江、福建、广东、江西、广西的各军卫所都发了军令，字里行间透着严厉：
“加紧练兵，枕戈待旦，不得有半分懈怠。”
另一边，给地方布政司、教谕使及各州知府、知州的文书也随之发出，只一句话：
“密切关注地方，一月后回京述职，吏部考评。”
消息传到内庭，曹化淳、王德化与王承恩三人忙凑在一起，对着各地送回的密报与文书反复分析。
几人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得出结论，次日一早就进宫向乾德皇帝汇报：
“圣主，如今南方各省已是风声鹤唳，只是其中乱象颇怪。
我们是否向各地守备监军下旨？”
他们指着文书上的记录解释：
“地方上的监军，至今没收到内庭的旨意；
巡按也没拿到督察司的文书；
唯有巡抚得了练兵的军令，这显然不合朝廷规矩。
说白了，就是政令不通——
哪怕军部出具的文书盖了内阁与五军都督府的印，又加了调兵印玺，可只要不是军部、督察院、内监局三印齐聚，令旨完全一致，地方上便敢‘可奉可不奉’，阳奉阴违的苗头，已经很明显了。”
其实在万历年间，文官集团本是有权调兵的——
只要内阁、兵部与五军都督府三部共同出具文书，盖了各自的印玺，便能调动各地卫所兵、各镇守御部队，甚至能绕开监军，直接传令军中。
可偏偏文官集团自己不争气，到了万历朝后二十年，皇帝与朝堂彻底闹僵，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
皇帝下的旨意，朝臣拖着不办；
朝臣递的奏章，皇帝压着不批，双方谁也不理谁的政令。
这下可苦了办事的人。
皇帝想做点事，国库却攥在朝臣手里，一分钱也不肯松口，没办法，只能掏自己的内帑银子。
久而久之，“雇兵”成了常态——
当年皇帝派兵去朝鲜打击丰臣秀吉，那些兵将说白了就是雇佣关系，拿了内帑的钱才上战场。
后来打贵州、打甘肃，再到征麓川，全是这套模式：
内帑出钱，雇人打仗。
虽说这四场仗都打赢了，可账算下来却是亏的——
不仅没从战争里捞到好处，连最初投的内帑本钱都没收回来，万历皇帝私下里不知叹了多少回气。
万历皇帝经此一遭，之后便开始“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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